二、从唐诗看到的茶文化
　　唐代以前的诗中，谈茶的非常少。从《茶经》例举的左思的《娇女诗》以及张孟阳（张载）的《登成都楼诗》以及查阅《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辑佚书来看，晋代以来咏茶的诗实际上只有上述的两个例子。如从《洛阳伽兰记》看到的，在南北朝时期，茶（茗饮）是南朝人代表性的饮料，而南朝的诗人们对茶竟然无所表示，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其原因只好推测，或许唐以前的茶仅仅只是作为饮食物的作料或作为药用[9]，无法引起诗人们的兴趣吧！
　　左思的《娇女诗》有“心为茶●剧，吹嘘对鼎●”之句，描写茶沸腾的样子。接下来如果看“脂腻漫自袖，烟薰染阿锡”之句，出“茶●”不过是做饭的一部分，何况主人公是作者的女儿。这与唐代的茶诗带着隐逸的风格完全不同。
　　另一首是张载的诗，因为是在成都白菟楼这种场合，因而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上句“鼎食随时进，为和妙且殊”，不过是描述成都食物丰富的文句。在繁华之都饮茶的情形，唐诗中就极少见。
　　总之，《茶经》引述的这二例诗句，其氛围与唐代的茶没有联系，以后咏茶的诗作几乎没有，只是到了唐代，才诞生了面目一新的茶。
　　唐诗所咏之茶，如下面看到的那样，基本上是《茶经》一类的煎茶。而晋代如何饮茶就不大清楚了，或许一般象“羹饮”的情形也未可知。如果那样，晋诗的茶和唐诗的茶就更看不出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
　　从南北朝到隋朝以及唐朝初期，没有咏茶的诗。我想茶诗的首次出现是在进入八世纪王维所处的时代。
　　如前所述，开元年间饮茶之风由于泰山降魔师的影响而在中国全土迅速、广泛地开展起来。因此在诗的领域里同时出现茶就不是偶然的了。而且唐诗中所咏之茶一开始即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开元初活动的葵希寂的诗《登福先寺上方然公禅室》有“晚来恣偃俯，茶果仍留欢”诗句，记述了作者访福先寺僧然公的禅室受款待之际，以茶果作为夜食招待的情形。这是唐代咏茶最早的一例。这里的“茶果”与古代有所不同[10]，是作为当然的夜食来描述的，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和《封氏闻见记》的“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的记载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窥知当时禅院的日常情形。无论如何，在这个阶段，茶还不至于成为禅院代表性的招待品。
　　作为初期茶的用例，尚有储光仪的《吃茗粥作》：“淹留膳茶粥，共我饭蕨薇”之句。这大概是访茅山的隐者时作的，主人可能是道士。“茶粥”一词很早就有了[11]，而“蕨薇”同样叙述的是隐者的粮食。如后面论及的那样，在关系道教、道士的诗中，咏茶的极少。不过象这里以隐逸生活为重点的场合言及茶的诗也是有的，只是这个例子说的毕竟是“茶粥”，与唐代流行的煎茶应该划上一道界线吧！
　　八世纪初活跃的诗人留下几首咏茶诗的唯一例子就是王维了。而稍后岑参、李嘉●、韦应物、杜甫等的茶诗就多了。但若对《全唐诗》留传下来的诗作粗略的统计，一些作家咏茶的次数多半只有几次，连留下茶诗最多的白居易也不过三十几次，这与他的全部诗作相比就微不足道了。本论特以茶作为主题进行研究，而令人注意的是把饮茶作为极重要的生活追求的诗人一个也没有。
　　王维有三首涉及茶的诗传世。《赠吴官》有“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靡难御暑”之咏，《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有“君但倾茶●，无妨骑马归”，赞扬茶有御暑之功，无醉人之弊。王维另一诗《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中有“花●和松屑，茶香透竹丝”，这也是以茶款待友人以应付●（清酒）的诗句。从以上三个例子可知，当时作为常用饮料的茶已经较普遍了。大家都知道，王维与佛教有着深厚的关系，而他的茶诗竟然没有佛教色彩，令人感到意外，或许茶与佛教形象上的结合还不够充分吧。
　　在盛唐时期最能表示茶刚刚开始普及的是李白，他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中介绍了他从亲戚（僧人）那里得到的荆州玉泉寺的“仙人掌茶”，是研究茶制造史的有名的资料。序中谓其茶“拳然重叠，其状如手”，描述了偏平且有一定重量的块体茶的情形。诗中有“曝成仙人掌”，可知它是通过日晒来干燥的。李白总结作序“后之高僧大隐，知仙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由中孚禅子和自己担当起发明此茶的名誉。
　　在山中，特别是与仙人有关的名山中修行的禅僧自己制造的名茶最能说明茶与佛教、禅关系密切的原因。李白唯在这首诗中对茶进行了赞美。李华的《云母泉寺》也体现了这一点：“泽药滋畦茂，气染茶瓯馨，饮液尽眉寿，餐和皆体平。”描述在岳阳的山寺中，经名水云母泉滋润过的药或茶有长生之效。在这里，茶已不单单是茶，而是某种土地上的特殊产物。李白和李华的诗都暗示了茶与仙药的关系。若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给予仙人掌茶活力的，从序中明显可看出是“玉泉”，云母泉寺的茶则是“云母泉”，玉和云母都是不老长生的药品，茶受其“仙气”之后而有了功效，因此认为一般的茶没有那样的活力。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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