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唐代作茶诗最多的诗人。他茶诗的特征是将茶与酒并举吧。既有单纯并举的情形，也有描写治疗酒渴的情形(《萧员外寄新蜀茶》：“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还有和药并列的情形(《酬梦得秋夕不寝见寄》：“病斗和药气，渴听碾茶声”)。另一方面，以叙述酒力比茶更优越的诗居多。在《镜换杯》中表现为“茶能散闷为功浅，萱纵忘忧得力迟，不似杜康神用速，十分一盏使开眉”；在《府西池北新葺水斋郎事招宾偶提十六韵》中有“午茶能散睡，卯酒善销愁”，认为真正能去除心中愁闷的还是酒!
　　但不管怎么说，在白居易的生活中似乎是离不开茶的。他在《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中称自己为“别茶人”。如果看该诗“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尘”句或《睡后茶兴忆杨同州》的“沫下●尘香，花浮鱼眼沸”，可窥知其对煎茶技法的精通。
　　白居易对茶与宗教是如何看的呢?他在《劝酒寄元九》诗中有“既不遂禅僧，林下学楞伽；又不随道士，山中练丹砂”。既不想做禅僧，又不想作道士，因此好饮作为“错愁药”的酒。在《和知非》的诗中，谓天下之事“第一莫若禅，第二无如醉。禅能泯人我，醉可忘荣悴”，与上诗也并不矛盾。他之于禅并不彻底。不过在晚年的《早服云母散》诗中有“药销日宴三匙饭，酒渴春深一碗茶。每夜坐禅观水月，有时行醉玩风花。”描述自己以茶愈酒渴，又参与坐禅的出家似的生活。从以上诗例可推测，他处于离不开禅和茶，同时又割舍不下与禅、茶对立的酒这种状态。
　　李德裕的诗也显示出他对茶表现的深度。在《故人寄茶》中有“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花轻。”在《忆茗芽》中有“松花飘鼎泛，兰气入瓯轻”，可以说描写都很纤细。
　　同是元和时期人物的施肩吾，隐居于洪州的西山，号称“华阳真人”，是一个颇具道教色彩的人物。不过他和僧人交往甚多，在《蜀茗词》中有“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由于琼浆是道教的仙物，而茶被认为是僧家的东西。如果将山僧送的茶比之如仙药的琼浆，恐怕遭致僧人的嗔怒吧。施肩吾留下二首茶诗，均认为茶是比仙药更适合隐者的饮料。
　　姚合在《玉芝观王道士》诗中有“蠹根停雪水，曲角积茶烟”，咏的是道观中的茶，这例并不奇怪。因为在饮茶普及化的时代，在道观不饮茶是没有什么理由的。
　　下面叙述一下晚唐时期。杜牧虽作湖州刺史，诗中涉及茶的少，仅有四处。许浑也约有六处，但都没什么新的发明。稍稍有些意思的是薛能、李群玉、皮日休、陆龟蒙和郑谷的诗。
　　薛能的茶诗一般以禅院的茶和山中隐栖者的茶为对象。在《蜀州郑使君寄鸟嘴茶因以赠答八韵》中有关于得到茶叶珍品的情形“得来抛道药，携去就僧家。”一方面说明茶比道药价值高，另一方面反映出茶为僧家所专擅，因而携去共僧家鉴尝。这是关于茶不属道教而与佛教有联系的最好例证。
　　李群玉诗《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描写了衡山龙山人馈赠的手制石廪茶的情形“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滩声起鱼眼，满鼎漂清霞”、“顾渚与方山，谁人留品差，持瓯默吟味，摇膝空咨嗟”，说明石廪茶的确不次于顾渚(江苏)或方山(福建)的茶，生动表现出慢慢品味茶的样子。将各种各样的茶比较其优劣进行竞争，这缘于福建斗茶的影响，是北宋茶文化的特征。在唐代象上诗那样描写的很少，说明晚唐茶文化更加深化。
　　贾岛、温庭筠这样有名的诗人分别留下茶诗七首、四首，没什么特殊发明。
　　皮日休和其友人陆龟蒙留下的茶诗相当多。皮日休甚至在《茶中杂咏并序》中以陆羽的继承人自任。还分别以茶坞、茶人、茶笋、●、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为题连续作诗，对于考察当时茶的制造方法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其中在《煮茶》诗中，使用连珠、蟹目、鱼鳞、松带雨等词语详细作了叙述，可看出他的确是继承发展了《茶经》的方法。
　　陆龟蒙和皮日休相同，以酒与茶以及茶与僧关系为内容的作品较多。他在《奉和袭美茶具十咏》中也以相同的题目作了连咏。
　　郑谷留下有十首左右的咏茶诗。他是和写了许多茶诗的僧人齐己交游的人物。在《宗人惠四药》诗中有“宗人忽惠西山药，四味清新香助茶”，似乎是将药(香料?)加入茶合饮，实不多见。
　　齐己作的关于僧侣生活的茶诗较多，但在《赴郑谷郎中招游龙兴观读题诗板谒七真仪像因有十八韵》中有“始贵茶巡爽，终怜酒散迟。”记述了在道观受茶、酒招待之事，颇为珍贵。
　　在五代的诗人中，南唐的李中咏茶诗较多，依然是关于禅僧和闲居的。同样，徐铉在《和门下殷侍郎新茶二十韵》中咏阳羡的新茶：“任道时新物，须依古法煎”。从后文的“陆氏有经传”之语来看，可知《茶经》一类的煎茶法被作为古法予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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