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子“推已及人”的思维方式与解决纠纷“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方法
　　与孙武基本同时的中国伟大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孔子，他从“仁者、爱人”[3]出发，重视人生命的生存。主张“富民”、“教民”、“安民”、“以民为本”使人民有吃有穿，受到应有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他收学生时不分地区、种族和贫富贵贱。当有人用陶瓷做成的人佣殉葬时，他也严厉的斥责，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4]孔子认为人俑虽然是用陶士做成的，但它已经造成人的样子，你还忍心将它埋葬，这种没有爱人观念的人，是要绝子绝孙的。当他的马棚失火时，他首先问：是不是有人受伤？而不向马。当他对当时从政的官吏和历史上人物评价时，是以他们对人民是否？做了什么有益的事作标准。由于孔子强调人应当有吃、有穿、有受教育、能生活、生存的权利，所以他极力反对“强凌弱”、“大欺小”。“众暴寡”的不义战争。主张通过“已欲立而立人”“自己欲达而达人”[5]“已所不欲，勿施于人”[6]的“推已及人”思维方式，去解决分歧和争论。
　　他教育人，不仅只看到自己，还要想到他人。当你的国家，种族和个人，想得到某种利益时，你应该想到其他人的国家，种族和个人也想得到这些东西；当你想到你的国家的安全、利益、地位和声誉时，你应当想到其他人的国家，也有他们的安全、利益、地位和声誉。不能只知有已，而无视他人，甚至用损害他人，养肥自己的思维方式办事。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只知自己，无视他人，实行了强权政治，无视公理，正义和国际公约与人类道德准则的人，是一定要失败的。
　　孔子“推人及人”的思维方式，是从“彼与此”“我与他”双方出发去思考问题，这样才能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去寻找出争论的根本原因，然后再根据平等的原则，找出彼此都可接受的方案，一次不行，下次再议，反反复复最后总可以找出一个代替不用杀人放火，飞机炸弹，杀得来彼此都得不到安宁的更好方案来。人们常说：在当今科学技术日夜不断发展的世界中，你要想生存下去，也应当让他人能够生存下去，如果你使他人无法生存下去，结果你也将生存不下去；你要想得到安宁，也应该让他人能安宁，你如果使他人无法安宁，你也会得不到安宁。这就是现在世界客观事实，反映出来的辩证法。
　　孔子在与他的学生有子谈到治理国家，对“礼”这一当时公认的行为准则，如何掌握和运用时，说：“礼之用，和为贵”[7]就是说，以和睦相处，和平友好，相互尊重，团结友爱，通过协商，化解冲突的“和”这种思想方法最好。并认为“和”这种思想方法，是古代的“先王”治国安邦“大道”中最好的方法，大大小小的事，均以它为尺度去处理。在孔子的政治实践中，他通过齐、鲁“会盟”，友好协商这种方法，收回了齐国侵占鲁国的土地。当他在任鲁国的“中都宰”时，使这个城市成为社会安定，秩序井然，商贾来归，“四方皆则之”。[8]的典型。
　　孔子虽然认为“和”这种方法，在处理各种相互关系与争论中，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也认为：不能为“和”而和，失去公认的是非标准“礼”。在孔子“摄相事”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相会于夹谷时，孔子认为，齐国是大国，常欺负鲁国，此次相会，虽是“文事以和好为主，但必有武备，并请具左右司马”[9]带领一定军队同行。当两君相会，齐国想利用暗藏兵器的乐队，夹持鲁定公时，孔子立刻“趋而进，历陛而登”，对着“晏子与景公”，说：“吾两君为好之会，夷狄之乐，何为至此？”“景公心怍”知鲁国带有随从的卫队，乃撤去了暗藏武器的乐队。自认为“失礼”与“道义”不符，乃归还“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10]这是孔子通过和平的外交方法，不用战争而收复自己国家失土的真实历史。这段历史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和谈，但和谈又有“武备”，坚持以“礼”服人，促使齐国归还鲁国土地。
　　孔子虽然主张以“和为贵”，但又强调“和而不同”。[11]就是说：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分歧，应该和平协商，化解争论，和平相处，不要采用战争和仇杀的方法。但“和”又不是彼此混合在一起，而失去了国家、种族和个人的独立地位，使多元并存，五彩缤纷的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完全一致，这既是违反人类发展的规律，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和”是解决彼此之间分歧而达到“人类一家”，人类群居生活中，彼此和平共处避免战争的一种思想方法；“不同”则是保持国家、种族、文化和个人的特性与独立的地位。
　　关于“和”与“同”这两个哲学概念的区别，与孔子同时的齐国晏子与长于孔子的郑国史伯都讲过，他们说：“和”就像烧菜汤调味时，必须用肉、盐巴、醋和水煮在一起，一首歌必须由高低不同的音调组成，通过这种组合与调配，才能烧出各种不同可口的菜汤，作成不同音调美妙悦耳的歌曲。如只用一碗水，再加上一些水烧成汤，一个高音与同调的高音写成歌曲，谁人愿去听和喝呢？[12]晏子更将“和”与“同”的区别，用他与梁丘据，对待齐景公言行的态度来说明。晏子对齐景公说：前面谈的烧菜汤和听歌曲的道理，用在君臣关系也是这样。“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乱，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13]就是说：国君你说可以的事，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我将不足之处补充出来，使这件事办得更好。国君你说某件事是错的，我可能看出此事，还有好的一面，我便将好的一面补充出来，使这件错事而转变为好事。这样君臣之间相互补充，使国家安定，不发生混乱，人民之间便没有争讼等事，这就是“和”。梁丘据对国君则不同，你说对的，他也跟着你说是对的，你说是错的，他也跟着你说是错的。这样对国家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呢？所以他与你的关系是“同”而不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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