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大藏经是汉文佛教典籍的总集，是印度古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汉文大藏经以其收录之宏富、版本之众多、历时之久远著称于世。

一、印度三藏典籍的形成及传播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印度佛教原典的形成是在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即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前后，由佛弟子们通过四次集会（即“结集”）的方式，将佛陀宣讲的佛教学说、为僧团组织制定的行为轨范以及对佛说的论释汇集起来，形成了最初的经、律、论三藏典籍，并开始形诸于文字。在此期间,由于佛弟子们对第一次结集的说法产生分歧，而分裂为大众部、上座部，此后两派又各自分部，形成二十部派，并整理出本部派的三藏典籍，从而使印度佛教原典的数量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增加。公元1世纪前后，出现了超越部派的大乘佛教思想。至2世纪以后，随着大乘论师们撰出大乘论部典籍后，大乘三藏典籍得以形成，从而将此前的三藏典籍称为小乘三藏典籍。它们共同组成了佛教大藏经的基本内容。
　　印度佛教自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时期开始向外传播：（一）向南传至斯里兰卡，最初是用僧诃罗语记载下来，公元1世纪又刻写在贝叶上，直至5世纪才由中印度来的觉音译成印度本土的巴利语。所以巴利文大藏经收录的是佛教早期流传的小乘三藏典籍。（二）向北传至西域各国，后沿古丝绸之路，于西汉末年（公元前）传入我国汉地。我国第一部汉译佛典的诞生是在东汉明帝时（58—75），汉明帝派遣蔡愔等人往天竺寻法，迎请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译出《四十二章经》，藏于洛阳白马寺兰台石室中。此后至隋唐时期，历经数百年译传，形成了多达一千余部五千余卷的汉文大藏经。因此汉文大藏经集录了印度佛教各时期流传的典籍。（三）公元7世纪前后佛教传入我国西藏，松赞干布派人去印度学习梵文后，创立了藏文，开始了佛典的藏译活动。所以藏文大藏经集录的多为印度大乘佛教晚期流行的密教典籍。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是亲密的兄弟两支，藏文大藏经中有不少典籍是从汉译本转译的，汉文大藏经中缺少的典籍也在不断地从藏译本转译过来，因此汉文大藏经的内容还在增加。

二、佛教典籍的汉译及著述
　　将印度佛教典籍翻译成既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又易读易懂的汉文典籍，是一项何其艰苦卓绝的工程！前期主持译经事业的多为印度及西域各国来的僧人，后来因难以满足我国僧人的需求，于是西晋时有敦煌僧人竺法护，少年随师游历西域诸国，通晓“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东晋有高僧法显、唐朝有高僧玄奘、义净等人，前赴后继西行求法，“去人成百归无十”，其艰难险阻是常人难以想见的。他们携带大批珍贵典籍回国后，终生翻译不辍。唐宋时期在朝廷的支持下组织过译场，译场人员职责分明，有译主、笔受、缀文、度语、证梵义、证禅义、润文、校勘、监护等，选拔人才还有“八备十条”之标准。如此严谨审慎而又有组织的佛典翻译，在中外翻译史上也难有与此媲美者。
　　随着佛经的翻译，我国僧人受两汉经学的影响，开始为佛经注疏、写序。据记载，东汉末年已有陈慧与康僧会合撰的《安般守意经注》。而开此著述风气的奠基者则是东晋名僧道安，他提出了注疏佛经的三分法，为后世所遵循。与此同时我国僧人发挥经义的著作，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至晋宋时已大量涌现。至南北朝，佛教史传类著作已多达70余种。隋唐以后，中国佛教出现了天台、三论、华严、禅、净土、法相、律、密八大宗派，各宗派之著述迅速增加，从而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三、佛经目录与汉文大藏经
　　我国有记事写史的传统。西汉末年已有刘向奉诏校雠群书，撰成别录；其子刘歆将群书分类，著成《七略》。至东晋时汉译佛典的数量日益增多，于是道安创编了我国第一部佛典目录，称为《综理众经目录》（385），此录已佚。我国现存最早的经录是南朝梁僧祐编纂的《出三藏记集》十五卷（518）。此录最具价值处在于保存了已佚道安录的内容，使我们得以了解古录之原貌。僧祐录还记载了许多珍贵的佛教史料，为研究佛教史提供了最早的一批原始资料。此时的经录除了详考每部经的译者、真伪等，还按译出时间排序。至隋朝实现了南北一统，开始有了官写一切经。于是开皇十四年（594）法经等奉敕撰《众经目录》七卷，开始据佛典的性质、内容，区分为译经、撰述两部分；于译经中分大小乘两类，再就大小乘各分经、律、论三类；于撰述中分西方、此方两类，首次将中国著述入录。此种分类法为以后汉文大藏经目录的编集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此后不久，开皇十七年费长房撰成一部引人注目的《历代三宝记》十五卷，首次列出“入藏录”。这与隋天台宗智顗大师的弟子灌顶在总结其师功德中有“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的内容（按：这是目前所知大藏经一词的最早出处），可谓彼此呼应，说明了汉译佛典至隋代已通过大藏经的编排体系被初步确定下来。然而作为汉文大藏经目录的完备形态，并为后世写本、刻本大藏经编目尊为准绳的则是唐开元十八年（730）智升所撰著名的《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开元录》分类的新特点主要是在大乘重译经中首列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典籍，次列五大部外诸重译、单译经；在小乘重译经中首列阿含部典籍，次列阿含部外诸重译、单译经。大约至晚唐会昌废佛以后，出现了千字文帙号，见于《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从此更方便了大藏经的排架和索取。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高度评价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地位，称“其所用方法有优胜于普通目录之书者数事：一曰历史观念甚发达，二曰辨别真伪极严，三曰比较甚审，四曰搜采遗逸甚勤，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簿、阮录之太简单、太朴素，且痛惜于后此踵作者之无进步也。”（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第217—218页）
　　据上世纪80年代我国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时的统计，汉文大藏经收经总数约在4200种23,00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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