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的峨眉山，还是“夷獠蛰居之地，山中荆榛遍布，野兽放逐其间，未可得而游也”（见清顺治年间翰林院修撰蒋超所所著《峨眉山志》），远离繁华都市和川滇大道，故佛教的传入要比省内交通要道上的成都﹑乐山﹑彭山﹑蒲江﹑南充﹑绵阳﹑芦山﹑大邑﹑新津等腰三角形地晚一些，但至迟也应在东汉之际。
　　由于峨眉山于今尚未有汉代佛教文物出土，因此，笔者只有根据史籍进行考证。
　　清顺治年间武英殿大学士胡世安（1593-1663年，字处静，别号菊潭，四川省井研县人，曾四任礼部尚书）所撰《译峨籁宗镜记》云：“汉永平癸亥（公元63年）六月一日，有蒲公者采药于云窝，见一鹿迹如莲花，异之，追至绝顶无踪，乃见威光焕赫，紫气腾涌，联络交辉成光明网，骇然吧曰：‘此瑞希有，非天上耶！’迳投西来千岁（宝掌）和尚，告之。（和尚）答曰：‘此是普贤祥瑞，于末法中守护如来像教，现相于此，化利一切众生。汝可诣腾（迦叶摩腾）﹑法（竺法兰）二师究之。’（蒲公）甲子（公元64年）奔洛阳，参谒二师，具告所见。（二）师曰：‘善哉！希有汝等，得见普贤真善知识。昔我世尊，在法华会上，以四法付之：一者为诸佛护念，二者植重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发究一切众生之心。普贤依本愿而现相于峨眉山也。’”稍后的蒋超（1624-1687年，字虎臣又字绥庵，号华阳山人，江苏省金坛县人）赞同这一说法，他撰辑的《峨眉山志》在引用了这段史料后，补充道：“蒲公归而建普光殿”。
　　与胡世安﹑蒋超同时代的明万历年间进士，四川按察使曹学全（1574-1647年，字能始，号石仓，福建省闽候县人）在其所撰《蜀中广记》一书中，亦有类似的记载，限于篇幅，兹不赘引。
　　胡﹑蒋﹑曹三人均是进士出身，知识渊博，治学谨严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其中蒋超还是顺治四年（1647）会试探花（一甲第三名进士），后于康熙十一年（1672）春在峨眉山伏虎寺出家为僧，法名“智通”。
　　峨眉山有志，始于胡世安之《译峨籁》。胡氏为写这部书，曾于明代万历﹑天启﹑崇祯三代皇帝时期三次登临峨眉山，加之他的故乡井研县距峨眉山仅50公里，对峨眉山历史的了解自非常人可及。但《译峨籁》的不足之处是失之过略，多有阙失。稍后的蒋超弥补了这一缺陷，他长住山中，又参加过清代第一部《四川总志》和《峨眉县志》的自修工作，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故其所撰《峨眉山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有关峨眉山人文的宝贵史料，三百多年来一直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
　　胡﹑蒋﹑曹三人的廉洁，得到清初至今多数人的赞同。晚清同治二年（1863），朱庆镛所撰《嘉定府志》（乐山市中清代为嘉定府治，峨眉为其属县）云：“蒲公建普光殿于峨眉山，奉愿王经，群寺之冠，莫先于斯。”1985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的《中国四大佛山》（郑石平等人编著）云：“东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当地有隐士蒲公登山采药。……（他从洛阳回到峨眉山后），在华严顶下鹿迹现莲花处创建初殿（海拔1740米），以看到佛光的金顶上创建祖殿（海拔3077米），亦名光相寺，此二殿为全山寺庙之始.198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胜词典》峨眉山条云：“山上寺庙创建于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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