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菩提达摩以前的传法世系
在滑台会上,崇远法师问:
唐国菩提达摩既称其始,菩提达摩西国复承谁后?又经几代?(《语录》第三卷)
这一问可糟了!自神秀以来,只有达摩以下的世系,却没有人提起达摩以前的世系问题。神会此时提出一个极大胆而又大谬误的答案,他说:
菩提达摩为第八代。……自如来付西国与唐国,总经有一十三代。
这八代是:
如来
一、迦叶
二、阿难
三、末田地
四、舍那婆斯
五、优婆崛
六、须婆蜜(当是「婆须蜜」之误)
七、僧伽罗叉
八、菩提达摩
崇远又问:
据何得知菩提达摩西国为第八代?
神会答道:
据《禅经序》中,具明西国代数。又惠可禅师亲于嵩山少林寺问菩提达摩,答一如《禅经瓷》中说。
在这一段话里,神会未免大露出马脚来了!《禅经》即是东晋佛陀跋陀罗在庐山译出的达摩多罗与佛大先二人的「修行方便论,」俗称为《禅经》。其首段有云:
佛灭度后,尊者大迦叶,尊者阿难,尊者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尊者优婆崛,尊者婆须密,尊者僧伽罗叉,尊者达摩多罗,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罗,诸持法者,以此慧灯,次第传授。我今如其所闻而说是义。神会不懂梵文,又不考历史,直把达摩多罗(Dharmatrata)认作了菩提达摩(Bodhidharma)。达摩多罗生在「晋中兴之世,」(见《三藏记》十,焦镜法师之《后出杂阿毗昙心序》。)《禅经》在晋义熙时已译出,其人远在菩提达摩之先。神会这个错误是最不可恕的。他怕人怀疑,故又造出惠可亲问菩提达摩的神话。前者还可说是错误,后者竟是有心作伪了。
但当日的和尚,尤其是禅宗的和尚,大都是不通梵文又不知历史的人。当昤没有印板书,书籍的传播很难,故考证校勘之学无从发生。所以神会认达摩多罗和菩提达摩为一个人,不但当时无人斥驳,历千余年之久也无人怀疑。敦煌写本中往往有写作「菩提达摩多罗」的!
但自如来到达摩,一千余年之中,岂止八代?故神会的八代说不久便有修正的必要了。北宗不承认此说,于是有东都净觉的七代说,只认译出《楞伽经》的求那跋陀罗为第一祖,菩提达摩为第二祖。(见敦煌写本《楞伽师资记》,伦敦与巴黎各有一本。)多数北宗和尚似固守六代说,不问达摩以上的世系,如杜胐之《传法宝记》(交煌写本,巴黎有残卷。)虽引《禅经序》,而仍以达摩为初祖。南宗则纷纷造达摩以上的世系,以为本宗光宠,大率多引据《付法藏传》,有二十三世说,有二十四世说,有二十五世说,又有二十八九世说。唐人所作碑传中,各说皆有,不可胜举。又有依据僧祐《出三藏记》中之萨婆多部世系而立五十一世说的,如马祖门下的惟宽即以达摩为五十一世,慧能为五十六世。(见白居易《传法堂碑》)但八代太少,五十一世又太多,故后来渐渐归到二十八代说。二十八代说是用《付法藏传》为根据,以师子比丘为第二十三代;师子以下,又伪造四代,而达摩为第二十八代。此伪造的四代,纷争最多,久无定论。宗密所记,及日本所传,如下表:
(23)师子比丘
(24)舍那婆斯
(25)优婆崛
(26)婆须密
(27)僧伽罗叉
(28)达磨多罗
直到北宋契嵩始明白此说太可笑,故升婆须密为第七代,改为第二十四代,而另伪造三代如下:
(25)婆舍那多
(26)不如密多
(27)般若多罗
(28)菩提达摩
今本之《景德传灯录》之二十八祖,乃是依契嵩此说追改的,不是景德原本了。
二十八代之说,大概也是神会所倡,起于神会的晚年,用来替代他在滑台所倡的八代说。我所以信此说也倡于神会,有两层证据,第一,敦煌写本的《六祖坛经》出于神会一系,上文我已说过了。其中末段已有四十世说,前有七佛,如来为第七代,师子为第三十代,达摩为第三十五代,慧能为四十代。自如来到达摩共二十九代,除去旁出的末田地,便是二十八代。这一个证据使我相信此说出于神会一系之手。但何以知此说于神会晚年呢?第二,李华作天台宗《左溪大师碑》,(《全唐文》三二○)已说:
佛以心付大迦叶,此后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间,有○僧菩提达摩禅师传《楞伽》法。
左溪即是元朗,死于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其时神会尚未死,故我推想此说起于神会晚年,也许即是他自己后来改定之说。但《南宗定是非论》作于开元二十二年,外闻已有流传,无法改正了,故敦煌石室里还保存此最加之八代说,使我们可以窥见此说演变的历史。
二十八代说的前二十三代的依据是《付法藏传》。《付法藏因缘传》(《缩刷藏经》「藏」九)号称「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此书的真伪,现在已不容易考了。但天台智顗在隋开皇十四年(五九四)讲《摩诃止观》,已用此传,历叙付法藏人,自迦叶至师子,共二十三人,加上末田地,则为二十四人。天台一宗出于南岳慧思,慧思出于北齐慧文,慧文多用龙树的诸论,故智顗说他直接龙树,「付法藏中第十三师。」南岳一宗本有「九师相承」之说,见于唐湛然的《止观辅行传弘决》卷第一。但顗要尊大其宗门,故扫除此说,而采用《付法藏传》,以慧文直接龙树,认「龙树是高祖师。」这是天台宗自造法统的历史。后来神秀一门之六代法统,和南宗的八代说与二十八代等说,似是抄袭智顗定天台法统的故智。《付法藏传》早经天台宗采用了,故南宗也就老实采用此书做他们的根据了。
《宋僧传》在慧能传中说:
弟子神会,若颜子之于孔门也。勤勤付嘱,语在会传(接会传无付嘱事)。会于洛阳荷泽寺崇树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会序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震旦凡六祖,尽图缋其影。太尉房管作《六叶图序》。
神会在滑台洛阳两处定南宗宗旨,竖立革命的战略,他作战的武器只有两件:一是攻击北宗的法统,同时建立南宗的法统;一是攻击北宗的渐修方法,同时建立顿悟法门。上两章已述神会争法统的方法了,本章要略述神会的顿悟教旨。
宗密在《圆觉大疏钞》卷三下,《禅门师资承袭图》,及《禅源诸诠集都序里,都曾叙述神会的教旨。我们先看他怎么说。宗密在《大疏钞》里说荷泽一宗的教义是:
谓万法既空,心体本寂,寂即法身。即寂而知,知即真智。亦名菩提涅槃。……此是一切众生本源#心也。是自然本有之法。言「无念为宗」者,既悟此法本寂本知,理须称本用心,不可遂起妄念。低无妄念,即是修行。故此一门宗于无念。
在《承袭图》与《禅源序》里,宗密述荷泽一宗的教义文字略相同。今取《禅源序》为主,述神会的宗旨如下:
诸法如梦,诸圣同说。故妄念本寂,尘境本空。空寂之心,灵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藉缘生,不因境起。知之一字,众妙之门。由无始迷之,故妄执身心为我,起贪嗔等念。若得善友开示,顿悟空寂之知。知且无念无形,谁为我相人相?觉诸相空,心自无念。念起即觉,觉之即无。修行妙门,唯在此也。故虽备修万行,唯以无念为宗。但得无念知见,则云何云何恶自然淡泊,悲智自然增明,罪业自然断除,功行自然增进。既了诸相非相,自然无修之修。@尽时,生死即绝。生灭灭已,寂照现前。应用无穷,名之为佛。
宗密死在会昌元年(八四一),离神会的时代不远,他又自认为神会第四代法嗣,故他的叙述似乎可以相信。但我们终觉得宗密所叙似乎不能表现神会的革命精神,不能叫我们明白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我们幸有敦煌写本的《神会语录》三卷,其中所记是神会的问答辨论,可以使我们明白神会在当日争论最猛烈,主张最坚决的是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举其要点,约有五项:
一、神会的教义的主要点是顿悟。顿悟之说,起源甚早,最初倡此说的大师是慧远的大弟子道生,即是世俗所称为「生公」的。道生生当晋宋之间,死于元嘉十一年(四三四)。他是「顿宗」的开山祖师,即是慧能神会的远祖。慧皎《高僧传》说:
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与可言道矣。」于是校练空有,(此三未从僧祐原文,见《出三藏记》十五,)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又著《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笼罩旧说,妙有渊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竞起。又六卷《泥洹》(《涅槃经》)先至京都,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一者提人,梵文Cchantika,是不信佛法之人。)于时《大涅槃经》未至此土,孤明先发,独见忤众,于是旧学僧党以为背经邪说,讥忿滋甚。遂显于大众,摈而遣之。生于四众之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据师子座。」言竟,拂衣而逝。……以元嘉七年投迹庐岳,销影岩阿,怡然自得。俄而《大涅槃经》至于京都,果称阐提皆有佛性,与前所说,若合符契。生既获斯经,寻即建讲。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于庐山精舍升于法座,……法席将毕,……端坐正容隐几而卒。……于是京邑诸僧内惭自疚,追而信服。(卷七。此传原文出于僧祐所作《道生传》,故用《出三藏记》十五所收原传校改。)
这是中国思想对于印度思想的革命的第一大炮。革命的武器是「顿悟。」革命的对象是那积功积德,调息安心等等繁琐的「渐修」工夫。生公的顿悟论可以说是「中国禅」的基石,他的「善不受报」便是要打倒那买卖式的功德说,他的「佛无净土论」便是要推翻他的老师(慧能)提倡的净土教,他的「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便是一种极端的顿悟论。我们生在千五百年后,在顿宗盛行之后,听惯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话头,所以不能了解为什么在当日道生的顿悟论要受旧学僧党的攻击摈逐。须知顿渐之争是一切宗教的生死关头,顿悟之说一出,则一切仪式礼拜忏悔念经念佛寺观佛像僧侣戒律都成了可废之物了。故马丁路得提出一个自己的良知,罗马天主教便坍塌了半个欧洲。故道生的顿悟论出世,便种下了后来顿宗统一中国佛教的种子了。
慧皎又说:
时人以生推阐提得佛,此语有据,「顿悟」「不受报」等,时亦宪章。宋太祖尝述生顿悟义,沙门僧弼等皆设巨难。帝曰:「若使逝者可兴,岂为诸君所屈?」
后龙光(虎邱龙光寺)又有沙门宝林……祖述生公诸义。……林弟子法宝……亦祖述生义。
此外,祖述顿悟之说的,还有昙斌,道猷,法瑗等,皆见于《高僧传》(卷八)。《道猷传》中说:
宋文帝(太祖)简问慧观:「顿悟之义,谁复习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即敕临川郡发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宫内,大集义僧,命猷伸述顿悟。时竞辩之徒,关责互起。猷既积思参玄,又宗源有本,乘机挫锐,往必摧锋。帝乃抚几称快。
道生与道猷提倡顿悟,南京皇宫中的顿渐之辩论,皆在五世纪前半。中间隔了三百年,才有神会在滑台洛阳大倡顿悟之说。
顿悟之说在五世纪中叶曾引起帝王的提倡,何以三百年间渐修之说又占了大胜利呢?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天台禅法的大行。天台一宗注重「止观」双修,便是渐教的一种。又有「判教」之说,造成一种烦琐的学风。智顗本是大学者,他的学问震动一世,又有陈隋诸帝的提倡,故天台的烦琐学风遂风靡了全国。解释「止观」二字,摇笔便是十万字!
智者大师的权威还不曾衰歇,而七世纪中又出了一个更伟大的烦琐哲学的大师──玄奘。玄奘不满意于中国僧徒的闭门虚造,故舍命留学印度十多年,要想在佛教的发源地去寻出佛教的真意义。不料他到印度的时候,正是印度佛教的烦琐哲学最盛的时候。这时候的新烦琐哲学便是「唯识」的心理学和「因明」的论理学。心理的分析可分到六百六十法,说来头头是道,又有因明学作护身符,和种种无意义的陀罗尼作引诱,于是这种印度烦琐哲学便成了世界思想史上最细密的一大系统。伟大的玄奘投入了这个大蛛网里,逃不出来,便成了唯识宗的信徒与传教士。于是七世纪的中国便成了印度烦琐哲学的大殖民地了。
菩提达摩来自南印度,本带有一种刷新的精神,故达摩对于中国所译经典,只承认一部《楞伽经》,楞伽即是锡兰岛,他所代表的便是印度的「南宗。」达摩一宗后来便叫做「楞伽宗,」又叫做「南天竺一乘宗。」(见道宣《续僧传》卷三十五《法仲传》,我另有「楞伽宗考」。)他们注重苦行苦修,看轻一切文字魔障,虽然还不放弃印度的禅行,已可以说是印度佛教中最简易的一个宗派了。革命的中国南宗出于达摩一派,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但在那烦琐学风之下,楞伽宗也渐渐走到那讲说注疏的路上去了。道宣《续僧传》(三十五)所记楞伽宗二十八人之中,十二人便都著有《楞伽经》的疏抄,至七十余卷之多!神秀住的荆州玉泉寺便是智者大师手创的大寺,正是天台宗的一个重镇。故神秀一派虽然仍自称「楞伽宗,」(有敦煌本的净觉《楞伽师资记》可证)这时候的楞伽宗已不是菩提达摩和慧可时代那样简易的苦行学派了。神秀的《五方便论》(有敦煌本)便是一种烦琐哲学。(参看宗密《圆觉大疏钞》卷三下所引《五方便论》。)简易的「壁观」成了烦琐哲学,苦行的教义成了讲说疏抄,(古人所谓「抄」乃是疏之疏,如宗七的大疏之外又有「疏抄,」更烦琐了。)隐遁的头陀成了「南京法主,三帝门师,」便是革命的时机到了。
那不识字的卢行者(慧能)便是楞伽宗的革命者,神会便是他的北伐急先锋。他们的革命旗帜便是「顿悟」。神会说:
世间有不思议,出世间亦有不思议。世间不思议者,若有布衣顿登九五,即是世间不思议。出世间不思议者,十信初发心,一念相应,便成正觉,于理相应,有何可怪?此明顿悟不思议(第一卷,下同)。
他的语录中屡说此义。如云:
如周太公传说皆竿钓板筑,(简)在帝心,起自疋夫,位顿登台辅,岂不是世间不思议事?出世不思议者,众生心中具贪云何云何无明宛然者,遇真善知识,一念相应,便成正觉,岂不是出世间不思议事?
他又说:
众生性成佛道,又龙女须臾发菩提心,便成正觉。又欲令众生入佛知见,不许顿悟,如来即合遍说五乘。今既不言五乘,唯言入佛知见,约斯经义,只显顿门。唯存一念相应,实更非由阶渐。相应义者,谓见无念者,谓了自性者,谓无所得。以无所得,即如来禅。
他又说:
发心有顿渐,迷悟有迟疾。迷即累劫,悟即须臾。……譬如一綟之丝,其数无量。若合为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俱断。丝数虽多,不胜一剑。发菩萨心人,亦复如是。若遇真正善知识,以◎方便直示真如,用金刚慧断诸位地@,豁然晓悟,自见法性本来空寂,慧利明了,通达无碍。证此之时,万缘俱绝,恒沙妄念一时顿尽,无边功德应时等备。
这便是神会的顿悟说的大意。顿悟说是他的基本主张,他的思想都可以说是从这一点上引申出来的。下杗所述四项,其实仍只是他的顿悟说的余义。
二、他的「定慧等」说。他答哲法师说:
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定。能见念不起空无所有,名为正慧。即定之时是慧体,即慧之时是定用。即定之时不异慧,即慧之时不异定。即定之时即是慧,即慧之时即是定。
这叫做「定慧等。」故他反对北宗大师的禅法。他说:
经云:「若学诸三昧,是动非坐禅。心随境界流,云何名为定?」若指此定为是者,维摩诘即不应诃舍利弗宴坐。
他又很恳挚地说:
诸学道者,心无青黄赤白,亦无入去来及远近前后,亦无作意,亦无不作意。如是者谓之相应也。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非论善恶,皆不离妄心。有所得并是有为,全不相应。
若有坐者,「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者,此障菩提,未与菩提相应,何由可得解脱?
此条所引「凝心入定」十六字据《语录》第三残卷所记,是北宗普寂与降魔藏二大师的教义。神会力辟此说,根本否认坐禅之法:
不在坐里!若以坐为是,舍利弗宴坐林间,不应被维摩诘诃。
神会自己的主张是「无念。」他说:
决心证者,临三军际,白刃相向下,风刀解身,日见无念,坚如金刚,毫微不动。纵见恒沙佛来,亦无一念喜心。纵见恒沙众生一时俱灭,亦不起一念悲心。此是大丈夫,得空平等心。
这是神会的无念禅。
三、怎么是无念禅呢?神会说:
不作意即是无念。……一切众生心本无相。所言相者,并是妄心。何者是妄?所作意住心,取空取净,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槃,并属虚妄。但莫作意,心自无物。即无物心,自性空寂。空寂体上,自有本智,谓知以为照用。故《般若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本寂之体。而生其心,本寂之用。但莫作意,自当悟入。
无念只是莫作意。调息住心,便是作意;看空自净,以至于四禅定,四无色定境界,都是作意。所以他说:「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槃,并属虚妄。」后来的禅宗大师见人说「出三界,」便打你一顿棒,问你出了三界要往何处去。起心作意成佛出三界,都是愚痴妄见。所以此宗说「无念为本。」
四、神会虽说无念,然宗密屡说荷泽主张「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可见此宗最重知见解脱。当日南北宗争,根本之点只是北宗重行,而南宗重知,北宗重在由定发慧,而南宗则重在以慧摄定。故慧能神会虽口说定慧合一,其实他们只认得慧,不认得定。此是中国思柅史上的绝大解放。禅学本已扫除了一切文字障和仪式障,然而还有个禅定在。直到南定出来,连禅定也一扫而空,那才是澈底的解放了。神会说:
未得修行,但得知解。以知解久熏习故,一切攀缘妄想,所有重者,自渐轻微。神会见经文所说,光明王,……帝释梵王等,具五欲乐甚于今日百千万亿诸王等,于般若波罗蜜唯则学解,将解心呈问佛,佛即领受印可。得佛印可,即可舍五欲乐心,便证正位地菩萨。
这是完全侧重知解的方法。一个正知解,得佛印可后,便证正位地菩萨。后来禅者,为一个知见,终身行脚,到处寻来大善知识,一朝大澈大悟,还须请求大师印可,此中方法便是从这里出来的。
五、中国古来的自然哲学,所谓道家,颇影响禅学的思想。南宗之禅,并禅亦不立,知解方面则说顿悟,实行方面则重自然。宗密所谓「无修之修,」即是一种自然主义。神会此卷中屡说自然之义。如他答马择问云:
僧立因缘,不立自然者,僧之愚过。道士唯立自然,不立因缘者,道士之愚过。
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又经云:众生有自然智,旡师智,谓之自然。道士因缘者,道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从三生万物,因道而生。若其旡道,万物不生。今言万物者,并属因缘。
这是很明白的承认道家所谓自然和佛家所谓因缘同是一理。至于承认自然智旡师智为自然,这更是指出顿悟的根据在于自然主义,因为有自然智,故有无修而顿悟的可能。所以神会对王维说:
众生若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
这是纯粹的自然主义了。
语录第一卷首幅有一段论自然,也很可注意。神会说:
旡明亦自然。
问:旡明若为自然。神会答道:
旡明与佛性俱是自然而生。旡明依佛性,佛性依旡明,两相依,有则一时有。觉了者即佛性,不觉了即旡明。
问:若旡明自然者,莫不同于外道自然耶?神会答道:
道家自然同,见解有别。
神会指出的差别,其实很少,可以不论。所可注意者,神会屡说不假修习,刹那成道,都是自然主义的无为哲学。如说:
修习即是有为诸法。
如说:
生灭本旡,何假修习?
又如说:
三事不生,是即解脱。心不生即无念,智不生即旡知。慧不生即旡见。通达此理者,是即解脱。
又如说:
大乘定者,不用心,不看静,不观空,不住心,不澄心,不远看,不近看,旡十方,不降伏,旡怖畏,旡分别,不沉空,不住寂,一切妄相不生,是大乘禅定。
凡此诸说,皆只是自然,只是旡为。所谓旡念,所谓不作意,也只是自然旡为而已。后来马祖教人「不断不造,任运自在,任心即为修;」更后来德山临济都教人无为无事,做个自然的人,……这都是所谓「无念」,所谓「莫作意」,所谓「自然」,所谓「无修之修」。
总之,神会的教义在当日只是一种革命的武器,用顿悟来打倒渐修,用无念来打倒一切住心入定求佛作圣等等妄念,用智慧来解除种种无明的束缚。在那个渐教大行烦琐学风弥漫全国的时代,这种革命的思想自然有绝大的解放作用。但事过境迁之后,革命已成功了,「顿悟」之说已成了时髦的口号了,渐修的禅法和烦琐的学风都失了权威了,……在这时候,后人回头看看当日革命大将慧能神会的言论思想,反觉得他们的议论平淡寻常,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的希冀。这种心理,我们可以在宗密的著作里看出。宗密自称是荷泽法嗣,但他对于神会的教义往往感觉一种呐呐说不出的不满足。他《师资承袭图》里已说:
荷泽宗者,尤难言述。
所以尤难言述者,顿悟与无念在九世纪已成了风尚,已失了当日的锋芒与光彩,故说来已不能新鲜有味了,若另寻积极的思想,则又寻不出什么,所以「尤难言述」了。宗密在《大疏钞》里,态度更明白了,他说顿悟是不够的顿悟之后仍须渐修,这便是革命之后的调和论了。宗密说:
寂知之性举体随缘作种种门,方为真见。寂知如镜之净明,诸缘如能现影像。荷泽深意本来如此。但为当时渐教大兴,顿宗沉废,务在对治之说,故唯宗无念,不立诸缘。如对未识镜体之人,唯云净明是镜,不言青黄是镜。今于第七家(即荷泽一宗)亦有拣者,但拣后人局见。非拣宗师。……于七宗中,若统圆融为一,则七皆是;若执各一宗,不通余宗者,则七皆非。
这是很不满意于神会的话。其时革命的时期已过去七八十年了,南宗革命的真意义已渐渐忘了,故宗密回到调和的路上,主张调和七宗,圆融为一。他的调各论使他不惜曲解神会的主张,遂以为「荷泽深意」不但要一个寂知,还须「作种种门,」他说:
寂知如镜之净明,诸缘如能现影像。荷泽深意本来如此。
但《神会语录》却有明文否认此种曲解。神会明明说:
「明镜高台能照,万像悉现其中,」古德相传,共称为妙。今此门中未许此为妙。%明镜能照万像,万像不见其中,此将为妙。%如来以旡分别智,能分别一切。岂将有分别心即分别一切?(第一卷)
即此一条,便可证宗密在神会死后七八十年中已不能明白荷泽一宗的意旨了。神会的使命是革命的,破坏的,消极的,而七八十年后的宗密却要向他身上去寻求建设的意旨,怪不得他要失望了。南宗革命的大功劳在于解放思想,解放便是绝大的建设。由大乘佛教而至于禅学,已是一大肃清,一大解放,但还有个禅在。慧能神会出来,以顿悟开宗,以无念为本,并禅亦不立,这才是大解放。宗密诸人不知这种解放的本身便是积极的贡献,却去胡乱寻求别种「荷泽深意」,所以大错了。
荷泽门下甚少传人,虽有博学能文的宗密,终不成革命真种子。南宗的革命事业后来只靠马祖与石头两支善担,到德山临济而极盛。德山临济都无一法与人,只教人莫向外求,只教人无事体休歇去,这才是神会当日革命的「深意」,不是宗密一流学究和尚所能了解的。
神会于开元八年在南阳,二十二年在滑台定宗旨。我们看独孤沛在《南宗定是非论序》里对于神会的崇敬,便可知滑台大会之后神会的名望必定很大。《圭传》说:
天宝四载(七四五),兵部侍郎宋鼎请入东都。然正道易申,谬理难固,于是曹溪了义大播于洛阳,荷泽顿门派流于天下。
《传灯录》说:
天宝四年,方定两宗。
定两宗不始于此年,但神会在东京也很活动。《宋僧传》说:
续于洛阳大行禅法,声彩发挥。先是两京之间皆宗神秀,若不淰之鱼鲔附沼龙也。从见会明心,六祖之风荡其渐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时始判焉。致普寂之门盈而后虚。
若神会入洛在天宝四年,则其时义福普寂早已死了。两京已无北宗大师,神会以八十高年,大唱南宗宗旨,他的魔力自然很大。此时北宗渐衰,而南宗新盛,故可说南北二宗判于此时。据《历代法宝记》的无相传中所记,
东京荷泽寺神会和上每月作坛场,为人说法,破#禅,立如来禅。
又说:
开元中,滑台寺为天下学道者定其宗旨。……天宝八载中,洛州荷泽寺亦定宗旨。
此皆可见神会在洛阳时的活动。
北宗对于神会的战略,只有两条路:一是不理他,一是压制他。义福与普寂似乎采取第一条路。但他们有点忍不住了,所以渐渐走上用势力压迫神会的路上去。
神会此时已是八十多岁的老和尚了,他有奇特的状貌,聪明的辩才(均见《圭传》),他的顿悟宗旨又是很容易感动人的,他的法统史说来头头是道,所以他的座下听众一定很多。于是他的仇敌遂加他一个「聚众」的罪名。天宝十二年(七五三),
御史卢奕阿比于寂,诬奏会聚徒,疑萌不利(《宋僧传》)
卢奕此时作御史中丞,留在东都。但此时普寂已死了十多年了,不能说是「阿比于寂。」《宋僧传》又说,卢奕劾奏之后,
玄宗召赴京,时驾幸昭应,汤池得对,言理允惬,敕移住均部二年,敕徙荆州开元寺般若院住焉。
《宋僧传》依据碑传,故讳言贬谪。《圭传》记此事稍详:
天宝十二年,被谐聚众,敕黜弋阳郡,又移武当郡。至十三载,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皆北宗门下之所致也。
弋阳在今江西弋阳。武当在今湖北均县,属唐之均州。襄州在襄阳。二年之中,贬徙四地。我们悬想那位八十五六岁的大师,为了争宗门的法统,遭遇这种贬逐的生活,我们不能不对他表很深的同情,又可以想见当时的人对他表同情的必定不少。神会的贬逐是南北二宗的生死关头。北宗取高压手段,不但无损于神会,反失去社会的同情,反使神会成了一个「龙解虎尾殉命忘躯」的好汉。从此以后,北宗便完了,南宗却如日方中,成为正统了。
贾餗(死于八三五)作神会弟子大悲禅师灵坦的碑,说灵坦(《全唐文》误作云坦,《唐文粹》不误。)
随父至洛阳,闻荷泽寺有神会大师,即决然蝉蜕万缘,誓究心法。父知其志不可夺,亦壮而许之。凡操彗服勤于师之门庭者八九年。而玄关秘钥罔不洞解。一旦密承嘱付,莫有知者。后十五日而荷泽被迁于弋阳,临行,谓门人曰:「吾大法弗坠矣,遂东西南北夫亦何恒?」时天宝十二载也(《全唐文》七三一)
神会在洛阳,从天宝四年至十二年,正是八年。
当神会被贬谪的第三年,历史上忽然起了一个大变化。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十一月,安禄山造**了,次年洛阳长安都失陷了,玄宗仓皇出奔西蜀,太子即位于灵武。至德二年(七五七),郭子仪等始收复两京。这时候的大问题是怎样筹军饷。《宋僧传》说:
副元帅郭子仪率兵平殄,然于飞挽索然。用右仆裴冕权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须。
《佛祖历代通载》十七记此制稍详:
肃宗至德丁酉,寻敕五岳各建寺庙,选高行沙门主之。听白衣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牒剃落,亦赐明经出身。
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万余人。进纳自此而始。
《佛祖统纪》四十一,《释氏资鉴》七,所记与此略同。
这时候,神会忽然又在东京出现了,忽然被举出来承办劝导度僧,摧销度牒,筹助军饷的事。《宋僧传》说:
初洛都先陷,会越在草莽。时卢奕为贼所戳,群饿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去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创一院,悉资苫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
元昙编的《新修科分六学传》卷四也说:
时大农空乏,军兴绝资费。右仆射裴冕策,以为凡所在郡府宜置戒坛度僧,而收其施利,以给国用。会由是获主洛阳事,其所输入尤多。
神会有辩才,能感动群众,又刚从贬逐回来,以九十岁的高年,出来为国家效力,自然有绝大的魔力,怪不得他「所输入尤多。」
这时候,两京残破了,寺宇宫观化为灰烬了,当日备受恩崇的北宗和尚也逃散了,挺身出来报国立功的人乃是那四次贬逐的九十老僧神会。他这一番功绩,自然使朝廷感激赏识。所以《宋僧传》说:
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敕将作大匠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
昔日贬逐的和尚,今日变成了皇帝的上客了。《宋僧传》接著说:
会之敷演,显发能祖之宗风,使户之门寂寞矣。
于是神会建立南宗的大功告成了。上元元年(七六○),五月十三日,他与门人告别,是夜死了,寿九十三岁。建塔于洛阳宝应寺,敕谥为真宗大师,塔号为般若(《宋僧传》)。
《圭传》说神会死于乾元元年(七五八)五月十三日,年七十五。我们觉得《宋僧传》似是依据神会的碑传,比较可信,故采《宋僧传》之说。元昙噩的《新修科分六学传》中的《神会传》与《宋僧传》颇相同,似同出于一源,昙噩也说神会死于上元元年,年九十三。《景德传灯录》说神会死于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与《宋僧传》相同;但又说「俗寿七十五」,便又与《圭传》相同了。
关于塔号谥号,《圭传》所记稍详:
大历五年,敕赐祖堂额,真宗般若传法之堂。七年,敕赐塔额,号般若之塔。《圭传》与《圭图》都说:
德宗皇帝贞元十二年(七九六),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搜求传法傍正。遂有敕下,立荷泽大师为第七祖。内神龙寺见有碑记。又御制七代祖师赞文,见行于世(文字依《圭图》)。
此事不见于他书,只有志磐的《佛祖统纪》四十二说:
贞元十二年正月,敕皇太子于内殿集诸禅师,详定传法旁正。
志磐是天台宗,他的《佛祖统纪》是一部天台宗的全史,故他记此事似属可信。但志磐不记定禅会为七祖事,他书也没有此事,故宗密的孤证稍可疑。
如此事是事实,那么,神会死后三十六年,便由政府下敕定为第七祖,慧能当然成了第六祖,于是南宗真成了正统了。神会的大功真完成了。
又据陈宽的《再建圆觉塔志》(《唐文拾遗三十一》),
司徒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复东京之明年,抗表乞(菩提达摩)大师谥。代宗皇帝谥曰圆觉,名其塔曰空观。
复东京之明年为乾元元年(七五八)。在那个战事紧急的时候,郭子仪忽然替达摩请谥号,这是为什么缘故呢?那一年正是神会替郭子仪筹饷立功之年,神会立了大功,不求荣利,只求为他的祖师请谥,郭子仪能不帮忙吗?这是神会的手腕的高超之处。神会真是南宗的大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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