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医到学佛——科学证实念佛经咒的效力

智奥是我初次皈依时的法名，现在我的法名叫莲光。 　　我是在台湾出生并长大的。说起我的童年生活，也还算得上幸福美满。岂料好景不长，家中因经商失败而致家道中落。这是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无常的威力。 　　考上台湾成功大学后，学的专业是化学。毕业后又去服兵役，当了两年排长，也还算顺利。那时我对古典音乐非常入迷，曾经发过一个大愿，希望吉祥快乐的音符能跳跃在每一个人心间。为实现此愿，退役后我便来到德国，想在这个古典音乐的发源地进一步深造。岂料又是好景不长，因讨不到德国音乐教授的欢心，不久我只好再次重操旧业，改攻生化。当时，我的研究方向是艾滋病的对治。那时我们已经知道病毒繁殖的二十多个步骤，只要能中断其中一个环节，即可有效防治AIDS。但要找到一种既能杀死病毒又不伤害身体的药物，至少也得经过五到十年的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况且，说实在的，到目前为止，人类仍未发明出一种治疗病毒的特效药，即使最普通的感冒也只能通过打预防针或用抗生素的方法，不论好细胞还是坏病菌，统统杀死。天长日久，既伤害身体，又让细菌产生抗药性。因此我们对整个西医体系非常失望。 　　对整个西医体系的不满，并不能抵消我对德国这个国家的喜爱。这个国家非常强调维护人的尊严。比如我刚到德国，过马路时依国内的习惯站在路边等车过后再走过去。谁料那辆汽车却停下来，司机挥手示意我先过去。我实在是受宠若惊。从此以后，每次过马路看都不看旁边一眼，就理直气壮、抬头挺胸地走过去。后来回国后，因为这个习惯过马路时差点儿被撞得扁扁的。     人性质朴、生活节俭、做事认真、守时守序，是德国人引以自豪的民族特性，他们在现代化的同时并不废弃自己的传统。比如德国人对动植物都非常爱护，小孩子捉到小虫，妈妈就会轻声告诉他：小心不要弄伤它，放回草丛去。而我们中国人的“传承”，一般都是干净利落地一脚踩扁，然后再加上一句：“脏死了。”在德国的城市周围可以看到许多松鼠、野鹿、兔子等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德国学医两年，我发现西医把人彻底物化了。西医看病人，仿佛个个都不是人，而只是一堆细胞、组织、结构，或者是带菌体，或者是病理、病源、病情的承载体。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僵化方式，只能治标、缓解症状而已，而不能除根治本，对于心志之类的疾病则更是一筹莫展，走投无路。所以，我在德国转悠了几年后又决定回国学中医。     中医的体系迥然不同于强调化学性的西医，它的八纲辩证、阴阳表里，以及中药的升降沉浮、寒热收涩等等名相，多与很难定量分析的气、能量等中医基本范畴有关。而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各大中医院校、研究所，恰恰都是在套搬西医化学性的定量分析方式，去给阴阳五行做定性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误区和绝路。   随着对中医了解的深入，我渐渐体会到，中医虽较西医远为优越，但似乎仍未探到疾病的本原与核心。后来接触到佛法，才知道真正的病因乃在人的内心，唯有根除三毒（贪嗔痴）才能达到完美的生命健康。否则，心结打不开，再好的身体也是徒有其表。     知道了这个道理后，我就住在一个佛教显宗道场，专修净土法门，并准备出家。那时的生活非常严谨，每晚十点钟左右休息，凌晨二点四十五分起床，早课两个小时都是站着，若昏沉瞌睡，立刻就有纠察师用香板敲醒你。每日的功课总计有五个小时，其余时间都用来建设道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假日。有人觉得太累，希望老和尚放个假，老和尚就回答说：“你问问阎罗王，他放假我就放。” 　　在这里我整整呆了两年，身心方面的收获自不必说。但这里除了小沙弥（年幼的僧人）外，常住大众几无闻思的机会，除了老和尚的开示。我自己觉得不太适合自己的根机，就放弃了原先的打算，又到印度学藏医。可能我宿世与医学有着不解之缘吧，总想利用医学济世救人。尽管由于不懂藏文，我只学了《四部医典》中的前两部，但已知它的理论确实比中医究竟彻底。中医对经脉的认识可分为经络、十二正经和奇经八脉。经络可比作小溪，十二正经可比作河流，奇经八脉可比为海洋。但学了藏医后，才知道“中脉”就那可比喻为宇宙了。而且藏医中，气脉的“气”，不是空气或喘气，而是一种心气、智慧气，那是完全由大悲心和菩提心所摄的，跟中医气脉中的业劫气大不相同。藏医以贪、嗔、痴三毒引发的风、胆、痰来辩证论治，比如贪心重则脉管紧绷，嗔心重则脉管炸裂，痴心重则脉管松缓。现代人一般贪心重，故易头痛。一般商人又特别多患心脏病，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心机太多，心脏束缚太大，最后就导致心肌梗塞。嗔心重的人常会发生脑溢血，或者心血管破裂或肝脏方面的毛病。爱生闷气的人往往脑或心脏形成血栓。我在医院看多了，这些病因基本上都八九不离十。藏医学的这些见解和论述远比西医、中医深入多了，非常接近佛教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