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佛教反对盲目的信仰．主张理信2．佛教信仰的目的并非为了死后进入天堂3．佛教彻底否定主宰宇宙万物的造物主的存在4．佛教的哲学观点不全是唯心主义5．佛教并非不关心现实问题6．佛教的道德并不是维护神权的道德7．佛教不反对科学。

      序论  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佛教思想文化，不但是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哲学、伦理道德、文学、文体、语言、词汇、音乐、舞蹈、建筑、雕塑、绘画、天文、医学、科技以及婚丧嫁娶、吉庆节日等民俗民风、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等世俗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
下面引几段赵朴初先生的文章以证明上述观点。赵老在1986年《法音》第2期上发表的题为《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文中说：“佛教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深刻的关系。”“中国画学中的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唐代音乐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伴随佛教而来的还有天文、医学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了子午线，对天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它的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儒学教条，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自公元148年安世高东来译经引起260年朱土行西行求经，至公元1175年朱熹、陆象山鹅油之会(前者表示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佛学之开始，后者表示又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理学之创立)，这1000余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灿烂时期，也就是中外学者盛称的魏晋六朝隋唐文化，五代北宋为其余波。恰恰在这一时期中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主流的却是佛学。其时期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传播到国外)都远非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所能比拟。所以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还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的态度，但到了晚年他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作粗俗的宗教迷信。”“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赵老最后说：“因此，今天在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题。”

      以上主要是从汉传佛教和汉族文化的关系方面讲的，藏传佛教文化对藏、蒙等信仰藏传佛教的少数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而言，其影响比汉传佛教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汉传佛教文化圈内，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佛教对社会思想领域的影响已大大减弱，甚至可以说已缓缓降下了历史的帐幕。藏传佛教在国内，地处青藏高原、蒙古草原、西南边疆这样一些落后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至今没有受到过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猛烈冲击，佛教仍然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凭它独具的思想特色和社会价值；冲出亚洲，昂首阔步地走向西方世界，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表现出了它顽强的生命力。从这方面来看，藏传佛教已冲破了代表过去的历史的范畴。“任何一种健全而有生命力的宗教，无不有其独具的特异之点。”(美国哲学家桑塔亚那)以下就佛教的几个不同于其它宗教的重要特点，依据佛教的总的教义和藏传佛教教义，进行说明。

       2佛教反对盲目的信仰，主张理信。有人说“宗教是盲目的信仰主义”，“宗教和迷信、巫术都提倡盲目祟拜，对信仰的对象反对用实践检验”，“只能用心灵的感受方式才能意识到上帝和神灵力量的存在，因而坚决反对人们用实践的方法验证上帝和神灵的存在，而要求人们用主观盲目的信仰来感受上帝和神灵的存在”；说什么阿伯拉尔在《神学异端》中提出“真确理解才能信仰”被宗教界视为异端；说什么“宗教表现为盲目的信仰，哲学表现为理性思维”；说什么“宗教信仰不把科学真理作为自己的基础，并不是从一切现象中探索客观真理，而是把自己的盲目信仰当作真理”；说什么“宗教反对理智”，“理智是魔鬼的第一荡妇”等等。这种理论的普遍性的根据是什么，不得而知，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它宗教的实际情况是否相符，笔者未经研究，也没有发言权。

      但就佛教而论，上面所说的这种情况正是佛教极力所反对的东西，把它作为佛教的信仰本质和特点纯属歪曲。佛陀释迦牟尼不止一次地教导说：“众比丘，众善知识：就像锻炼切磨鉴别真金那样，对我的言论经过鉴别进行取舍，不要因为敬仰我而加以盲从。”(见《律部经典》)在弥勒的《般若庄严论》中说：“只有依*理智，善于分辨之士，才不怕恶魔的侵扰。”宗喀巴说：“对‘四谛’、‘十二因缘’等佛的教理的真确性，如果认为只*对佛的教言的信仰相信而不能从逻辑上加以证明，那是对佛法真确性的根本性否定。”又在《密集灯论疏》中说：“我们和外道(包括佛教以外的其它宗教和不信教的人)辩论中要用公认的事实为理由，不能以佛言为理由——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承认佛言的真确性。在这个意义上讲，逻辑推理论证占首要地位。”在《般若庄严论》中说：钝根弱智人“依信皈依”，锐根高智人“依理皈依”。这里所说的“依信”就是凭借言教立信，“依理”是依*逻辑推理证明的真确理由立信。

       3佛教逻辑因明学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提供佛理的逻辑证明。如法称《因明论大疏》第二章，就对佛法“四谛”、“因缘”、“轮回”等原理的真确可信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方法。格鲁派各大寺院将《因明论》作为五部之首，大力学研宏扬，其目的就是保持发扬佛法的理信特点，清除迷信，怎么能说“因荒诞，才信仰”是一切宗教的特点?

      4佛教中对“真确的认识”这个概念有严格的界定。《因明论》中对真确认识的定义是“真确无误的新知”——“真确无误”是说主观反映与客观事物必须一致，认识达到准确无误；“新知”是说真确的认识必须是与处于一刻不停地发展变化中的新的情况相符合的认识。以这种认识为基础的信仰，怎能说是“把盲目的信仰当作真理”呢?由婆罗门教皈依佛教的尚迦罗所著《胜天赞》中说：“我不偏向佛陀，也不歧视黄发(数论派外道祖师)，谁说的有道理，谁就是我的导师。”无著将佛教认识事物的方法归结为四种，称四理法：(1)知法性，即了解事物的性能；(2)知作用，即了解事物的作用，(3)知相依，即了解事物的因缘和相互依赖关系；4)知规律，即了解事物的逻辑规律。佛教的认识对象分理事二话的方法是应用上述“四理法”或者《因明论》中所说的现量直观验证法和比量推理论证法，这种认识方法完全是合乎科学道理的。

     5佛教中并没有所谓神灵启示、心灵感应之类的认识方法。“定中观照”是属于潜意识直觉，并非神灵感应。佛教起信的正道是闻、思、修。“闻”是学习经典理论；“思”是动脑筋，应用自己的智慧进行分析辨认；“修”是根据认识的道理，经过反复实践，达到亲证亲验。如此而已，别无它义。宗喀巴大师还把明察秋毫的理智称为“世间第一宝”，并说：“没有从理论上深刻理解的任何观点，都像插在泥巴中的木橛，站不稳脚根。”“要以严密精细的智慧，辨明事理，不达到精细人微的程度，不能轻易知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藏传佛教的很多学人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了“五部”、“四续”、“十七经”等的理论学习上，其目的就是为了达到正信不惑。

      6“佛”的意思是觉悟，觉悟不是凭空而降，是学习知识、开发智慧、消除愚昧的结果。因此，弥勒在《庄严经论》中还说：“如果不学习精通五明，大菩萨也难证得无上正觉。”佛经说：“信为道源功德母。”但这“信”绝不是盲目的迷信，而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基础上的“理信”。如果佛教是“盲目的信仰主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较高阶段”的恩格斯的这句话，又该作何解释呢?由于信仰佛教的人们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和知识水平、认识程度的差别，在信仰上产生各种各样的迷信色彩，并不奇怪。打着佛教的旗号，迎合愚众的低级趣味，装神弄鬼，骗钱害人者也不乏其例。但这和佛教的本质毫不相干，不能遇到一个坏果子就断定这棵树上的果子全是坏的。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应该把握它的本质和主流，我想对宗教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