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同样的方法，比如一九六六年春季，台北出现了天主教与各新教教派共同礼拜祈祷的运动，便是由于罗马教廷的号召，可是，有许多教派的新教教士却联合起来，反对新旧联合祈祷的运动，这是为了什么？请聪明的读者，参罢！因为，天主教的态度有了改变，从前是用的十字军，现代是派遣的「圣诞老人」，你能说对圣诞老人也不欢迎吗？

 

不过，请不要误会，以为基督教的新教各派是弱者，他们新也好，旧也好，本质却是一样的，都在积极地为了「神爱世人」而工作，新教与旧教斗争，新教各派间斗争（如果留心报纸，数据很多），更向佛教斗争，所以，香港有「道风山」，台湾有龚天民，他们仅属于信义会的一派，其工作的热烈，已经可观，以「研究」佛教，弱化佛教，而期消灭佛教。在一九六五年冬季，曾有一个外国教会，给台湾分会的电报中，责斥台湾的教士们，未能在其限期以内，把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变为基督徒而埋怨呢！因为该一外国教会花了大量的资金，到目前为止的台湾，竟然尚有佛教等的其它宗教在大肆活动──这一资料，系由政府的有关部门所透露，相信它是可靠的。

 

 

 

第二节 基督教与中国佛教

（一）唐朝的景教

 

我们知道，中国之有基督教，仅比佛教的输入晚了六百年，那就是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六三五年），大秦（波斯）景教的传入。为何称基督教为「景教」？据〈景教碑〉说：「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大正藏》五四．一二八九页中）乃是照明黑暗之功用，所以称为景教。

 

说起景教的历史，应该上溯二百年，在公元四三一年的以弗所主教会议中，曾对一位教士纳斯透留（Nestorius）的主张予以谴责，并公决以为异端，而把他逮捕了流放到阿儿美尼亚去，他的书也全被焚弃，他相信耶稣本身兼具有神性及人性的两种位格，这种「二性分离」的说法，无异是否定了耶稣是神之子的观念，所以不合教会传统的真解。然而，这一主张，竟能盛行于叙利亚及波斯等地。不论怎么说，景教确是基督教的一支。那么，景教与佛教之间又有什么交涉呢？

 

从景教对待佛教的态度上说，可以称得上是温和而虚心的一派。

 

因为唐代是佛教鼎盛的时代，景教初来中国，它的用语及标志，也尽量模仿佛教，从其〈景教碑〉及〈三威蒙度赞〉（《大正藏》五四．一二八八─一二九○页）中的文字，可以见到许多的佛教名词，如「慈航」、「真寂」、「僧」、「大师」、「大圣」、「慈父」、「妙身」、「应身」、「法王」、「寺」、「功德」、「大施主」、「普度」、「阿罗诃」、「大德」等类；〈景教碑〉上也刻有莲花。故也可说：景教乃是佛化的基督教。

 

最有趣的，那位〈景教碑〉的作者名字，固然佛化了，他叫作「景净」而不叫什么保罗、彼得、约翰。尤其有趣的，这位「大秦寺僧」的教士，竟然还大胆地翻译佛经，不过译得很不象话。《贞元释教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蜜经》，译成七卷。……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察其所译，理昧词疏。且夫释氏伽蓝，大秦僧寺，居止既别，行法全乖，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案：弥尸诃的原文是Messiah──现代译为弥赛亚，即是救世主基督的意思），沙门释子，弘阐佛经，欲使教法区分，人无滥涉。」（《大正藏》五五．八九二页上）

 

当时因为般若三藏初来华，不懂波斯语，也未解汉语，由于他人之劝请，而与景净合译了一部《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共为十卷而仅译七卷。他们两人，彼此不能理解对方的语文，竟然译起经来，自然是要闹笑话了，故在译成之后，献于朝廷，唐德宗见了，不许流行，因其「虽称传译，未获半珠；图窃虚名，匪为福利。」（《大正藏》五五．八九二页上）原来是景净想藉此沽名，怪不得德宗皇帝要下如上的诏谕了。不过这也说明了，当时的基督教士，是与佛教友好的。

 

但是景教在中国流传了二百一十年，到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就被消灭了。

 

（二）元朝的也里可温教

 

往后，基督教又在元朝大兴特兴，那就是「也里可温教」，由于蒙古人的征伐欧洲，故与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发生了关系，基督教士也跟着蒙古人的铁骑，到了中国内地，再度复兴起来，元世祖入主中华，基督教便以蒙古语「也里可温」之名，在中国传布。也里可温的意思是福分人、有缘人、奉福音的人。

 

根据清朝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中的〈元世各教名考〉说：「也里可温元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自唐朝时景教入中国，支裔流传，历久未绝，……也里可温，当即景教之余绪。」

 

从这段文字看来，也里可温教即是景教的支裔而传至蒙古的，但它加入了新自欧洲传来的成分，当无可疑。因为元世祖的母亲别吉太后可能是基督徒，所以当马可波罗觐见元世祖后，世祖便命他带信给教皇，且请派道行高深的教士十人来华（见《马可波罗游记》）。因此而为也里可温教形成了旧有的和新来的两派。后来彼此攻击，自相倾轧，跟随元朝的蒙古势力而兴，也随着蒙古王朝的灭亡而灭亡。

 

但是，当也里可温教日正方中之际，从《至顺镇江志》的记载中看，单镇江一区，一百六十七户中即有一户也里可温，六十三人之中即有一人是也里可温；唯其比较今日的台湾，平均二十人之中即有一人是基督教徒（包括新旧两教），那就算不了什么。

 

也里可温教与佛教的关系如何呢？

 

最有名的是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也里可温教徒马薛里吉思，做了镇江的达鲁花赤，建立十字寺于西津冈头（是金山地），到至元二十七年，又仗势将晋朝建武时代建立的佛教道场金山寺，收为十字寺的下院；但到了元仁宗时，又以朝廷玉旨，把十字寺改为金山寺的下院了，并由赵孟俯奉旨为此撰碑。这也可谓因果报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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