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是民国时代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是佛教新旧派对立时代的新派领袖，以至於中日战争胜利後的全国佛教领袖，是《民国高僧传》中必不可缺的重要人物。不过，在法系传承上，他并没有所谓「传法授记」的传承。原来大师以为，佛门付法，徒具形式，没有实质的意义，故不以法系为重，所以他根本没有受过甚麽人的传法授记。虽然如此，但大师十六岁时，依苏州小九华山寺的士达和尚出家，士达和尚是临济宗法脉，大师当然也算是临济宗的法脉。并且，大师一生提倡人间佛教，八宗并弘，他并不是某一宗某一派所可局限的人物。
太虚大师俗家姓吕，乳名淦森，浙江省石门县（民国改名崇德县）人，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己丑岁腊月十八日，出生於浙江省海宁州（民国改为海宁县）的长安镇。父亲吕骏发，母亲张氏，太虚出世未久，第二年吕骏发一病身亡，出生八个月的太虚就成了孤儿。四年多後生母再嫁，太虚由他外祖母抚养。外祖母信奉道教，在女儿再嫁後，带著五岁的太虚，到长安镇外三里处的大隐庵修行。太虚的舅舅张子纲在庵中设了一处蒙馆，太虚依外婆在庵中长大，也随著舅父断断续续的读了几年书。
太虚十三岁时，外婆把他荐入长安镇沈震泰百货店做学徒。由於那时他染上疟疾，做了几个月，因疟疾时发，为店中辞退。外婆一向对他疼爱有加，就把他再接回庵中休养，温习四书，学习作文。第二年外婆又送他到镇上的朱万裕百货店做学徒，百货店的老板喜爱看小说，太虚在店中空闲时，也看了许多如《七侠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聊斋异》之类的章回小说。如此过了一年，他已十六岁，智识渐开，内心的苦闷也随著年岁而增加，乃生起了出世的思想，决计到普陀山去出家。
是年夏历四月初，他藉故离开长安镇到普陀山去，由於错上了到苏州去的船，他发觉後由中途的平望下船，当地距莺豆湖边的小九华寺不远，他想起九岁那年随外婆朝过九华寺，乃到小九华寺，找到了一位士达和尚。士达和尚以十方丛林不能剃度徒弟，所以十多天後，带他到木渎灵岩山的一个小庵中，为他剃度。士达是禅宗临济派，乃给他取派名唯心。士达的师父奘年老和尚，住持宁波团桥头玉皇殿，所以太虚在灵岩山住了几个月，士达领著他到宁波，托请奘年老和尚照应他。
奘老和尚是太虚的师祖，对他极其慈爱，带他到镇海找大夫看病，医好他的疟疾，并为他立了一个表字叫「太虚」。出家那年十一月间，宁波天童寺传戒，奘年老和尚陪著太虚到天童求戒。
当时天童寺住持是八指头陀寄禅，也是这次传戒的得戒师。佛制沙弥年满二十始能受比丘戒，可是那个年代没有身分证一类的证明文件，受戒前问∶「年满二十了吗？」求戒者答称「已满」就可通过，太虚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受戒，虽然他心中也不以为然，但习惯如此，也就只好从容了。受过戒，奘年老和尚特备了一席斋，请寄禅写封介绍信，送太虚到永丰禅院学经。寄禅看出太虚神慧，堪为法器，有意栽培他，当下修书介绍他到永丰禅院依止水月法师。水月名岐昌，以表唱水陆忏文名於时，且善属文，宁波寺院一般缘起、疏启一类的文字，大都请他来做。太虚到永丰禅院几个月的工夫，一部《法华经》已读诵得滚瓜烂熟。水月很器重他，让他住在内库房，这段时间太虚阅读了《指月录》、《高僧传》、《凤洲纲鉴》；继之开始受读《楞严经》，并买了《诗韵》，学习作诗。
这时，福建籍的圆瑛法师，在天童寺从寄禅和尚习禅，常到永丰禅院访水月法师。圆瑛长於诗文，太虚正在学时，二人遂由诗文结为朋友。圆瑛出生於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长太虚十一岁。太虚十八岁时，到天童寺去听道阶法师讲经。那时听经叫做「学教」，讲的经不外是《法华》、《楞严》或《弥陀疏钞》。讲的方法，或依《天台四教仪》讲，或依《贤首五教仪》讲。道阶是南岳默庵法师的传人，经精於天台，兼通贤首与唯识，是那时一位很叫座的法师。太虚由於学教的关系，就搬进天童寺住入禅堂中，并学习坐香、跑香、吃放参、敲教香、当值、出坡等。住入天童寺，和圆瑛见面的机会更多，圆瑛约他在御书楼上关圣像前，订盟换帖结为兄弟。
翌年，他在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楞严经》、《相宗八要》及《贤首五教仪》。道阶法师在讲堂上称赞阅藏的利益，圆瑛鼓励并介绍太虚到汶溪西方寺阅藏。於是，天童寺的经期一完毕，圆瑛就陪同太虚到西方寺，为他引见净果和尚，净果安置太虚在藏经楼阅藏寮阅藏。太虚在西方寺阅藏，对他是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後来他在《自传》中说∶
圆瑛介绍我到西方寺阅藏，大有造於我一生，故後来他与我虽不无抵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缘，终不忘他的友谊。
他在阅藏期间，一日阅《大般若经》垂尽时∶
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空影像，明照无边。
以後，他再阅《法华》、《华严》、《台贤教义》等经论，恍然都像是自心现量境界，不再为语言所拘，过去所有的疑团从此冰释。西方寺阅藏期间，有一位华山法师来访净果，也住在阅藏寮，平常翻阅禅宗语录。华山是一位具有新学根柢，且具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少年时代即已蜚名讲肆，文字辩才均所擅长。他在杭州与松风创设僧学堂，见太虚是有慧根的法器，就对他讲解世界大势、中国情形及佛教要改革流弊、振兴僧学，才能适应时代潮流等等。太虚初闻此说，不以为然，二人辩论数日，相争莫决。西方寺的净宽为之调解，太虚亦为好奇心所驱使，表示愿意看看新学的书籍。华山拿了一部分书给太虚看，包括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章炳麟的〈告佛弟子书〉、谭嗣同的《仁学》、严复辞的《天演论》、《五洲各国地图》等。太虚读後，陡然激发他以佛学入世救世的弘愿热心，使他由「超俗人真」而转到「回真向俗」的路上，也因此与华山深相契好。
结识华山後未久，他又结识了革命僧人栖云。栖云俗姓李，湖南人，传闻似中过秀才，弱冠出家，曾从八指头陀参学五、六年，又到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光绪末年，与徐赐麟、秋瑾等回国潜图革命。太虚受栖云革命思想的影响，阅读《民报》、《新民丛报》及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书刊，使他有了「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的思想。
宣统元年（一九○九年）初，太虚受到华山和栖云的劝说，到南京入杨仁山居士创办的「只洹精舍」就读。只洹精舍有学生十多名，出家众有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人。杨仁老授《楞严经》，苏曼殊教英文，谛闲法师任学监，但只读了半年，只洹精舍以经费困难而停办，仁山等人转学入江苏僧教育会所办的江苏僧师范学堂，太虚以华山的推荐，到普陀山的化雨小学任教员。年底，又回到西方寺阅藏。宣统二年（一九一○年）正月间，栖云由广州来到西方寺，约太虚到广州，协助白云山双溪寺住持月宾组织僧教育会。到了广州，因月宾是湖南人，与广州当地僧侣有语言习俗上的隔阂，僧教育会未组织起来，太虚暂在双溪寺安住。
栖云与广州的革命人士往来频繁，太虚也时常参加各种秘密集会。革命党人粗豪放浪，太虚受他们的影响，也变得豪放不羁，失去原来的纯洁循谨。同时，他也交了许多佛学诗文上的朋友，如邹鲁、叶夏声、陈静涛、邓尔雅等。曾从杨仁山居士学佛的梅光羲，这时在广州任广东司法研究馆监督，二人也时相往还。光羲并以一部新刊印的《成唯识论述记》送给太虚，此後使太虚对於法相唯识之学有所偏爱。
翌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革命党人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官厅追捕党人颇严，太虚不敢在双溪寺再住下去，迁到江西会馆避锋头。四月九日，栖云为官厅逮捕，并在栖云寓所查得太虚的一首〈吊黄花岗〉诗，认为太虚有革命党的嫌疑，就派差役到白云山双溪寺拘捕，索之不得。太虚闻知此事，就匿居到潘达微的平民报馆中。当时，报纸上曾登出太虚的〈吊黄花岗〉诗，有以「阿弥陀佛的革命」为标题者。後来经过他的诗友江孔殷、盛季莹等向官方疏通，得到官方「速即自离广州，可以不究」的承诺，太虚乃於是年夏天平安的返回上海。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中秋节後，武昌起义，不旋踵各省响应，民国肇建（一九一二年），以南京为国都。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太虚与同学仁山等，在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设办事处於毗卢寺。太虚且面谒孙大总统，颇受嘉许。因接受仁山的建议，在金山寺开成立大会。开会之日，由於新旧派的对立，会场上发生冲突，协进会因而停顿下来。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出面，在上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召太虚到上海相助。佛总成立，太虚组织的「佛协」也并入佛总。到了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元月，寄禅以保护寺产事到北京内务部交涉，於北京法源寺入寂。寄禅的诗友熊希龄以事闻於大总统袁世凯，政府准予佛教总会成立，对寺产稍有保障。是年三月底，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选出常州天宁寺的冶开和热河都统熊希龄为会长，释静波为副会长。冶开和熊希龄都是挂名，事实上会务由静波掌理。会中通过太虚为《佛教月报》总编辑，仁山亦驻会办事。阳历五月十三日是佛诞节，太虚主编的《佛教月报》创刊，不过只出了四期，就因故停刊。
民初那几年，太虚以所办的佛教协进会失败，继之八指头陀逝世，使他对佛教的前途颇抱悲观。再加以种种世缘的牵扯，使他对佛教大有离心的趋势。这时他就以坊间各种新旧译者的小说文学书来消遣。当时流行林纾的译者、李涵秋小说等，他莫不遍读，并常用化名在报纸杂上投稿，习为文人名士的落拓疏放，对佛教已若即若离。但使他终不与佛教绝缘者，一者是寄禅生前，曾唤他入其丈室，诵《孟子》「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一章相勖勉；再则他的师祖奘年老和尚对他始终关怀爱惜。以这两位老人的关系，使他不忍心脱离佛教。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夏天，他自消沈中振作起来，到普陀山去闭关。法雨寺的住持了馀和尚，闻得他要去闭关，为他准备下锡麟禅院楼上的关房，备下书桌、书架、器用杂物。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八月，太虚带了十多件书籍行李等箱笼，到普陀山进入关房。这时印光法师也驻锡法雨寺，特来为他封关。太虚在关中坐禅、礼佛、写作、阅读，日有常课。他阅读各种新旧学书籍，旧的如经史子集，新的如民国经世文篇、严复的各种译著，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的著作。翌年春间，他开始精研《三论玄疏》，特於《百论疏》用功尤多。继之在关中著作，首成《佛法导论》，为整个佛法的概观。又作〈百法明门论的宇宙观〉、〈教育新见〉、〈哲学正观〉、〈辨严译〉、〈订天演〉、〈论荀子〉、〈论韩愈〉等论文。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十月，北京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条文中予地方官以限制僧徒及侵害寺产的大权。他在关内阅及，审度时势，撰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一书，备异日施行。
虚师闭关三年，应该到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秋天满期。但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春天他动了出关之念，请了馀老和尚来为他开关，出关後到前後寺院去看了些朋友。朋友看他样子变了，原来他留了需。这年，太虚二十九岁，留下需看起来老成稳健，非复昔年的疏放情态了。出关之後，到上海、宁波各住了一阵子。这时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和尚，请圆瑛法师去讲演佛学，圆瑛事繁不克分身，荐太虚以自代。太虚以此机缘，游历了台湾的基隆、台中。在台中寓慎斋堂，并应雾峰林纪堂、林献堂兄弟之请，到林宅为说佛法。台湾演讲事毕，善慧和尚陪著他到日本游历及考察。在日本游历两旬，於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的十二月下旬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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