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体现“中国佛画”面貌的，大概要算顾恺之。《历代名画记》说顾悄之首创《维摩话像》，“有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维摩诘是佛在世时的居士，有大智慧，以善辩著称。有次他生了病；佛派文殊前往探望。顾画中表现的正是维摩诘与文殊论辩的场面。然而，在顾恺之的笔下，印度的维摩诘却变成中土名士。“秀骨清象”，祟尚清谈，正是六朝文人“魏晋风度”。的体现。顾恺之的“妙绝”在于他的人物画能“传神写照”，传说他画人物往往数月不点睛。据《京师寺记》，说他在瓦官寺画维摩诘像，“遂闭户往来一月余日，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这种轰动效应，在当时人就惊叹“有苍生来所无”，极言其画取得前人所没有达到的成就。
　　顾恺之是卫协的学生，在继承卫协精巧细密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从颜色到用笔，以及对人物内心表情和精神特征的刻画，都比卫协更讲究“形神兼备”。就艺术技巧来说，他创造了“春蚕吐丝”的线型，虽然与“屈铁盘丝”的铁线描同属一类型，不过，铁线描是刚中带柔，强调坚实挺拔，而“春蚕吐丝”则是柔中带刚，强调自然流露，在雄劲而优美的线的运动中，具有一种连绵不断的韵律。
　　戴逵是东晋名士，并非专业画家，但他的佛像画在南北朝却很有名气，不论士大夫还是老百姓都很喜爱。《世说新语》上说庚道季看了戴适的画却批评他“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末尽”，是说戴逵的神佛像具有太强的世俗性。殊不知，这正是戴逵佛像画的最大的特征之一。西国佛画传入中土之后，中国画家已不再满足于临摹，开始冲破宗教仪轨的束缚，迫切要求表现自己民族的特性，表现个人的生活感受。
　　戴逵为了使自己的作品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有一次他在瓦官寺做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造菩萨像。《法苑珠林》卷十六云：潜于惟个，密听众论。所听褒贬，辄加详研。核准度于毫毛，审光色于浓淡。其和墨点彩，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客象楮之妙，不能逾也。委心积虑三年方成。振代迄今所未曾有。
　　戴逵这种写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达到的高度，使他所作的佛像五尊，与顾恺之的维摩诘壁画、狮子国的玉像被称为“瓦官寺三绝”。“振代迄今所未曾有”这是具有史感的评价。由戴逵开始，中国佛画便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