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经体
　　写经体是一种独特的书体，它不同于石刻，又不同于书简等一般日常文体，它是由经书手写而成的。也许，在抄经时并没有把它当做艺术品创作，所以没有碑刻那样严谨和规范化。但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与对佛经的崇敬，这类写经书体呈现出熟练、持重、严谨、自然的风格面貌。
　　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优婆塞戒经》卷六残卷一段，300余字，为北凉玄始六年（公元427年）作品。另一段卷七，则收入罗振玉《汉晋墨影》中。此残卷具有一般写经的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个性。横笔多平直有力，主要横画极长，构成每个字乃至全篇的基调，有些按笔写成特别粗重的三角形；在全篇中也显得十分突出。还有些字的右下竖笔较重较长，这样就形成横向和右下较重的节奏感，而另一些字如“乐”、“法”等，结构错落跌岩，这就使整篇字既有统一的韵律感又有丰富的局部变化。
　　《善见律卷》为初唐国诠所写。明詹景凤《东图玄览》提，到：“唐贞观中经生国诠奉敕作指顶许字，用硬黄纸书《善见律》。”唐人写经，多不落名款，有的虽有名款但非名人。而国诠何许人，亦名不见经传，他写的经卷，今唯见此一种。此卷书法工整，结构点画均匀秀劲，运笔灵活、熟练，轻重适宜。全篇一气呵成，造诣精湛。
　　篆体佛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为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作品。此套皇室藏经，是以三十二种篆体手写而成。其中的鸟篆是以赤雀、丹鸟二种鸟形的组合，每个字都加以鸟头及屈曲线条装饰，十分精美。龙书篆和柳叶篆，字形有巾舞翻飞之妙，另外，小篆、上方大篆、倒韭篆、芝英篆、垂露篆、龙爪篆、科斗篆、鸟篆、鹄头篆、龟书篆、龙书篆、悬针篆、飞白书篆、金错篆，依其造型，虽有异趣之处，但都是篆隶古体或通行的楷、行、草文字的装饰变化，有取日月星辰、草木鸟兽的形象，配合佛经经义，除了具有庄严祥瑞的象征意义外，这种篆体佛经还展示了一个华丽精妙的文字美的世界。
　　石刻佛经
　　《房山石经》，石经自隋代静琬法师发愿创刻之后，历经唐、辽、金、元、明，延续一千余年。经石总数有1500石，碑铭82石，刻佛经1025种。像这样大规模地携刻佛经，历时这样长久，确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特别是通过历代不同书法风格的石经，可以看到自唐迄明这一千多年的书风变迁史。其中写出经的僧人大多是有造诣的书法家，辽代沙门“圆融书势深似李北海”，在书法艺术上有很高的价值。
　　《泰山经石峪》，又名《泰山金刚经》。北齐摩崖刻经。字径五十厘米，字数愈千。是现存摩崖刻石中形制和规模最大的，被尊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刻于泰山斗母宫东北山谷的溪床上，望之十分壮观。观其笔势雄伟，兼有篆、分、真、隶诸势，而又给人以古拙朴茂、浑穆闲静之感，与有些书家所表现出来的险绝、奔放的情调有明显差距。清代杨守敬《学书皮言》评“北齐《泰山经石峪》，以径尺之大书，如作小楷，迂徐容与，绝无剑拔弩张之迹。擘案大书，此为极则。”
　　《唐邕写经碑》（北齐，公元572年）在河北磁县鼓山响堂寺壁。经体字在隶、楷之间，许多地方更接近隶书。杨守敬《平碑记》谓：“书法丰破，与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相似。”《集古求真》云：“书兼隶笔，然圆腴遒厚，实导唐贤先路。”此碑结字平稳，不尚奇险，字虽丰映，却没有所谓“火气”。也许，由于佛教信仰的关系，传世的写经大都有一种萧散、冲和之气，此碑虽是大字，亦有此气象。
　　在山东邹县东北的尖山、岗山、葛山和铁山，有许多摩崖刻石，俗称“四山摩崖”。除《尖山摩崖》刻于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外，其余三由均刻于北周大象年间（公元579？-580年）。其中以《金刚般若经》与《匡哲刻经颂》最为有名。康有为，《广艺舟双揖》：《‘四山摩崖’通隶楷，备方圆，高浑简穆，为擘案之极规。”在山东水牛山，北齐石刻《文殊般若经》，可与“四山摩崖”媲美，·书法雄浑圆厚，劲健奇伟。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般若碑》浑穆简静，自然满足……用意逼近章草。”
　　造像题记
　　在龙门石窟中，碑刻题记共有三干多件，前人择其精美者集为《龙门二十品》。又集为《龙门四品》，而《始平公造像记》（北魏，公元498年）被认为诸品之首。龙门造像多为阴刻，此碑独为阳刻，且有限格，这在古代石刻中颇为少见。
　　此造像记字体端庄，结构谨严，笔画方整俊快；显得锋铩闲利，是北魏碑中的典型风格之一。有人怀疑它是刀刻的效果，其实它是书家使用硬毫，斜执笔，斜下笔形成的。赵之谦曾说它是“北魏造像中最佳者”。康有为评此碑：“遍临诸品，终于《始平公》，极意疏荡，骨格成，体形定，得其形雄力厚，一生无靡弱之病。”
　　而《龙门四品》之一的《孙丘生造像记》（公元502）则为阴刻，字势厚重、茂密，错落有致，在章法上能做到斜与正、疏与密的变化统一，既有跌富之势，又感觉十分稳定。
　　东魏《高归彦造白玉释边像》（公元543年），1921年在河北定县料敌塔前出土，刻工极精。它结字宽博、严谨；笔画极为圆润秀美。南北朝以前碑刻，多有所谓“金石味”，北朝碑刻更多以方严、粗犷著称，此造像刻石“馨逸绮丽”，妩媚娇艳，甚至有人曾誉为“魏代刻石之冠”。
　　西魏《杜照贤造像》（公元546年），此碑笔画细瘦活泼，字体在隶、楷之间，又兼有篆、草写法。从书法历史上看，杂采一、二体而书于一碑，自汉至隋，时有所见。像这种集篆、隶、真、行、草于一身的“集大成”的碑刻，在南北朝中可算是一个特例。
　　北齐《姜纂造像》（公元565年）结体多呈长形，在同时代碑刻中少见。结字方整宽博，平画宽结，有洞达气。有些字如“元”字末笔，”统”字的右半，呈规则的圆形曲线变化，造型优美，有篆书笔意，又富于装饰效果。整个碑刻的行笔、结字、章法，都非常自然，无造作气。整体看去有稚拙、扑厚和稳定、舒展之感。在北碑中极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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