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佛教音乐来自西域胡人或天竺僧人传授的「梵呗」，带有浓郁的异国情调。三国时，梵呗难以汉化的矛盾日趋突出，「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促；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於是由曹操之幼子曹旗，开了佛曲汉化的先河。
佛教音乐的宫廷化，当推南北朝的梁武帝萧衍。他在裁定梁朝「雅乐」时，就把叙述佛法的乐曲定为「正乐」。隋代视梁朝「雅乐」为「华夏正声」，佛教音乐流行於上层贵族中。其结果，使佛典吸收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精华，悠扬典雅，及至唐代，佛教音乐竟能与宫廷音乐一决高低。相传贞观年间长安庄严寺的艺僧段本善，竟使有「宫中第一手」之称的琵琶大师康昆仑拜而称弟。段本善将康昆仑弹奏的获得满场喝彩声的《羽调绿腰》移入更难奏的《风香弹》中弹出，激昂辉煌，出神入化，使昆仑惊服。诗人元稹在《琵琶歌》中曾高赞扬段本善的上足弟子李管儿：「管儿还为弹《六》，《六》依旧声迢迢。猿鸣雪岫来三峡，鹤唳晴空闻九霄。」由此也可以想像段本善高超的艺术修养和风格。除了艺僧，还有其他僧人具有较深的音乐功底的。如僧文叙，善於采用乐曲演唱变文，声调婉畅动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愚夫冶妇，乐闻其说者填咽，……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佛教音乐悠远虚静的主题已经与清淡素雅的形式融为一体。佛教音乐的优柔典雅还可从中国文化受到的影响中窥见一斑。现存的宋词曲牌--《菩萨蛮》、《双调五供养》，均有佛教深刻的痕迹，甚至文人士大夫的七弦琴音乐中，都有《普庵咒》这样的曲目。佛教音乐在元代盛行南北曲以後，几乎全部采用了这种曲调。
佛教音乐因其蓄韵幽微、超然脱俗之境界，非简谱所能表达，所以历来由山门师徒口头授受，长此以往，各地寺庙众多的唱诵流派，各尽其妙。就乐调曲牌、乐器形制、音乐风格论，我国佛教音乐中颇具特色的有北京智化寺的京音乐、潮汕庙堂音乐、福建南音、西安城隍庙鼓乐、开封大相国寺音乐、五台山青黄庙音乐等。尽管如此，佛教音乐还是留下了一些见诸於文字的记载，如明代永乐年间由僧人编成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北京智化寺在清代整理成的《音乐腔谱》等。《音乐腔谱》载有多种曲牌名。有与唐代教坊曲同名的「望江南」、「感皇恩」、「後庭花」；有与宋词词牌相同的「一剪梅」、「梅花引」、「粉蝶儿」；还有与唐代法曲同名的「献仙音」，与宗教有关的「三皈赞」、「华严灯赞」、「普庵咒」等。内容除为佛事服务的「金字经」、「楚江秋」、「五团花」、「焚化赞」、「五声佛」、「大华严」、「小华严」等外，还有描写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的「拿天鹅」、「放海青」、「垂丝钓」，描写琼楼玉宇的「水晶宫」、「逍遥游」，描写风光景物的「小花园」、「锦堂月」及反映闲情逸趣的「斗鹌鹑」等，演奏的曲调既有素淡的宗教色彩，典雅的宫廷情调，也有浓郁纯朴的民间音乐的韵味。
当然，佛教音乐「悠、和、淡、静」的特徵在法事音乐中尤为显着。此类音乐在佛教举行各种仪规时用，有赞、偈、咒、诵等多种形式，源渊流长，代代相传。这种特殊使用场合的传授方式，使它具有某种神圣性，其中赞类音乐典雅舒缓，旋律悠扬跌宕，如「八大赞」、「四大祝延」等。各类经咒的念诵及称颂佛号的转读类音乐则旋律性不强，常以一个旋律短句作链式反复，有六句八句之分。六句赞由六句廿九字组成，如《炉香赞》；八句赞由八句四十八字组成，如《三宝赞》。另一类是世俗佛乐佛曲，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它与各地民间音乐融为一体，呈现出「地分郑卫、声亦参差」，「神州一境，声类既各不同」的状态。
演奏佛乐的乐器，据佛经记载有几十种，但当今汉地寺院在一般性宗教活动中则仅用敲击乐器（法器），以钟、鼓、引磬、木鱼为主，配合以铃、铛子等，有清澈静穆的效果。不过有些佛事，如「瑜珈焰口」中，也有管乐器加入。梁朝和隋代演奏法乐的乐器有铙、鏺、钟、磬、幢箫、瑟琶等。演奏时，金石丝竹先後参加，然後合奏。世俗佛乐几乎是纯器乐曲，乐器分打击乐器和管乐器两种。前者有鼓、铛、铙、钹、金察、銛子、云锣等；後者有管、笙、笛等。北京智化寺佛乐演奏所用的十七簧笙，是明清以来所传簧数量最多的一种。
佛教音乐以其深邃的宗教意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独特的音乐风格，成为中国文化和宗教艺术中的一块绚丽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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