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寒山诗禅对后世的影响
    寒山诗歌流传及影响很大。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寒山子虽然受修禅的影响，潜意识里抗拒对诗歌境界的追求，但他作品的文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究其原因，在于诗人用自心自性去揣摩禅道，将禅与诗完美结合起来。
    佛教自在中国创禅宗一派以后，诗僧——特别是蕴藏禅机的诗僧，便成为佛教徒中的佼佼者，也是佛教徒们的望尘者。寒山，这位当时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的诗僧，其诗、其事经“好事者”的整理、流通，终于被许多佛教徒当作他们心目中的一颗“莲花宝珠”。尤其是他那种类似谈禅说玄般的“佛偈诗”，更是为不少禅师、名僧者流所推崇。据《宋高僧传》卷十九《寒山子传》载：寒山诗“人多讽诵，曹山本寂禅师注解，谓之《对寒山子诗》”,何以为“对”?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解释说：“寂盖以其颇含玄理，惧人不解，遂敷衍其义，与原诗相应答，如《天问》之有《天对》，故谓之对。”是知在本寂看来，寒山诗的蕴义在于充满佛教的“玄理”，他之所以为之作注，是“惧人不解”，怕人们将其当作‘诗人之诗”而不是“道人之诗”来理解。这本《对寒山子诗》虽然已经失传，但在当时对僧徒以及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寒山诗除了在僧徒中广为传布外，在其他文人中也有很大的影响。王安石、朱熹等都十分喜欢寒山诗。这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皈佛者众，特别是禅宗影响的不断扩大，他们十有七八都与禅宗或禅僧有些瓜葛，同样以擅谈禅、能说玄为翘楚。当然，寒山并非真正的禅宗诗僧，但他的诗却大似谈机锋、说话头的禅。此高越夫先生在《谈钝老和寒山诗后评》中有较详细的论述：“寒山子的诗，在诗界中系另辟一法门，说是捷径，却别有妙趣，不是天资高超，悟解禅理的人，很难了解他诗中的禅，禅中的诗。他的诗写景象是悟到浮光掠影，写境遇是于悲悯中启示解脱。在文字上虽有时着上了华腴光彩的色相，本质上却是静穆圣洁。我们说他是诗，实际上乃是三藏中第二部的重颂，……他不入禅宗正系，可是机锋敷畅，上承阿难、迦叶的拈花微笑，下启沩仰、曹洞的月光宝镜。”上述议论，可谓有得之言。
    寒山诗能够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佛、道者流的渲染和神化。《仙传拾遗》的描述，伪闾丘序的出现，致使人们心目中的寒山已经不是世间的“诗人”，而是一个神之又神的“诗仙”、“诗菩萨”乃至“诗佛”了。由于上述原因，不少诗僧、士大夫以及一般读书人，他们或仿效，或拟和，或赠唱，莫不以善“寒山体”为荣，以知寒山诗为耀了。在宋代，诗僧中已有法镫、葱受、中铎之拟唱，到了元末明初，楚石和尚竟通和寒山、丰干、拾得的所谓“三圣诗”。并为之塑象绘形，为沙门弟子所崇拜。此时寒山诗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并被佛家公认为文殊菩萨再世。明代寒山诗集有多种版本流行。近年来，寒山诗在国外也很有影响。在日本，寒山被公认为禅宗大诗人，其诗的评价也极高。而寒山诗的衍传尤为普遍。
    寒山诗格调清新淡雅，语言浅近生动，意境超凡出俗，哲理高深玄妙，而且用典广泛，自然贴切，无一般堆砌造作之弊。在其特定条件下创造诗歌新模式，往往为后世模仿运用，这说明其诗作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影响。后人对其诗评价不外两个方面：一者从佛教角度言，称其诗有口语、有率语、有庄语、有谐语，至云“不烦郑氏笺，岂待毛公解”又似有儒生语，大抵佛语菩萨语也；一者从诗人角度言，清王士祯《居易录》评之曰：“清淡冲朕，唐人所不好；机趣横溢，韵度自高，在皎然上、道显下。”
    关于寒山的人生、命运的思考陷入困境不能解脱时，他又在禅宗明心见性的修持方法引导下顿悟成佛：“达到见自性，自性即如来”——其思想精神的变化也很复杂。

（作者为越南留学生武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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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黄永武《寒山诗的巅峰境界》，载台湾《幼师月刊》47卷第5期，1973年。
    (2)关于寒山诗的收集与序言，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第20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

参考文献：
    (1)陈志良，黄明哲：《中国佛家》，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
    (2)道衍禅诗：《蕉坚稿序》转引自中村元《中国佛教发展史》 余万居译，天华出版公司1984年版。
    (3)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刘开扬：《唐诗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孙昌武：《评钱学烈〈寒山诗校注〉》，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
    (6)陈慧剑：《寒山子研究》，天华出版公司1978年10月出版，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再版。
    (7)入矢义高：《新修中国诗人选集·寒山》，岩波书局1984年2月发行。
    (8)胡适：《白话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9)钱穆：《读书散记两篇·读寒山诗》，载香港《新亚书院学术年刊》1959年第一期。
    (10)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
    (11)张伯伟：《禅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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